[视觉系]~民国时期四大美男~

美男偶素不能不维护地~~

以下为比较中肯的说法:
"汪精卫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之汉奸，甚至早已成为汉奸的代名词。因此之故，国内能够公开查到的关于汪精卫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少得可怜，而在中学甚至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本人更被化约为一个丑恶的符号，不仅绝口不提其早年的革命事迹，即其后半生的汉奸生涯，也被“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一笔带过，导致学生对内中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茫然无知，以为汪精卫系一极端卑鄙猥琐之徒，非卖尽国土、丧尽国权不足以称快。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大家都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头头。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对“亲日”作一番界定。如果“亲日”指的是，在中日交战期间与敌国日本合作，那汪精卫无疑是一个“亲日派”。且不论他与日本“合作”的动机及“合作”的内容，反正形式上是“合作”了。不过，如果“亲日”指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日本的亲近感，那汪精卫就决不是一个“亲日派”。除了早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和后来的南京伪国民政府这两段历史外，汪精卫与日本素无渊源。他不仅平时很少和日本来往，而且在政治上每遇失意，也总是去法国居住，从来没去过日本。这方面，“抗日英雄”蒋介石更有资格称“亲日派”。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就去了日本，和日本军政界的关系很深，他在公开场合，也多次对东洋道德、对武士道精神赞佩有加。所以，如果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亲日”，汪精卫是谈不上的。

汪精卫是否“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投降”呢？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1932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汪精卫以“跳火坑”的精神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这时候的汪精卫不但不赞成对日“妥协投降”，反而主张坚决抵抗。但是，汪精卫乃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是调不动的，其余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也不会听他的指挥。他还曾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而通电邀其“共同下野，以谢国人”。那么，汪精卫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主和的想法呢？根据陈公博的说法，是在1933年长城古北口之役以后。“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但是，我们即使承认陈公博所说的为事实，也必须指出，当时主和的不是只有汪精卫一人，蒋介石的主和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可以说，对日主和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国策。不过，由于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首长，又兼了外交部长，舆论便主要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有人曾劝汪精卫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却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精卫的这一席话，说明了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不仅替蒋介石背黑锅，甚至后来还替蒋介石挨了三颗子弹。那种认为汪精卫是为了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这点我后面还要谈到），而且太不了解汪精卫的心境了。诚然，汪、蒋二人在政治上是一对夙敌，但汪精卫还不至于发这种“国难财”的地步。蒋介石在私人谈话里也曾说过：“汪先生这几年为国，为党，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但他一到公开场合，又不肯讲一两句这样的良心话。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后，汪精卫的主和思想进一步发展。及至1938年，在武汉、广州沦陷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想促成中日停战，以至最终走上脱离重庆、另立门户的不归路。那么，汪精卫如此强烈的对日主和思想其症结何在呢？

首先，汪精卫对中国战胜日本不抱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亦不为过。汪精卫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打不过日本。这个判断从当时来讲不能算是错的。抗战爆发不到半年，中国就丢掉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乃至首都南京，战局对中国明显不利。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战败，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敌国首都的沦陷即意味着敌国的战败（这当然不是事实）。国际上，英、美等国对中国的声援仅仅是道义上的，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更没有人猜到几年后会爆发太平洋战争。所以，当时的基本形势是：中国孤军奋战，日军长驱直入，国军节节败退。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汪精卫产生悲观情绪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汪精卫虽然是一个悲观论者，却决不是一个亡国论者。特别在抗日战争进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后，汪精卫已知日本必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他主和的思想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而有所消减，反而愈发强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汪精卫认为，日本虽不能灭亡中国，中国却也不能战胜日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唯一的受益者将是中国。在他看来，抗日战争是在为的壮大制造机会。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汪精卫的这一判断是准确无误的。他指责蒋介石的“抗日容共”政策是亡国灭种的政策，是要把中国断送给赤色分子。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国民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相标榜，言下之意即：非和平无以反共，非反共无以建国。汪伪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的决议，也说明了汪精卫对日主和的症结在“反共”。自1927年“七.一五”分共会议（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来，汪精卫就成了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其态度近乎偏执，至有“只知有第三国际，而不知有中国”之言论。正是这种对于中国可能被赤化的远景的无比忧虑，汪精卫才终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单干。
1938年11月，汪精卫密派高宗武、梅思平二人，在上海一个名为“重光堂”的地方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举行秘密会谈，最后签定了“重光堂密约”。按照这个协定：1、汪精卫在适当的时候离开重庆，在异地发表和平通电；2、在云南、广西等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和平政府”；3、日本与汪精卫的“和平政府”调整邦交，“和平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内蒙地区的防共驻兵，承认日本对华北资源开发的优先权，日本则不要求赔款，并在协定实施后开始撤军。从这个协议的内容来看，汪精卫一开始的计划并不是要在沦陷区建立傀儡政权，而是要在云南、广西等非日占区建立“和平政府”，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可以防止被戴上傀儡政权的帽子，二来亦可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与日本讨价还价。而且，日本承诺不要求赔款，并在协定实施后撤军，也反映出这的确是一个相对宽大的协定。为确保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汪精卫还派夫人陈璧君去昆明和“云南王”龙云接洽，龙云当着陈璧君的面慷慨陈词，保证支持汪精卫。这样，在一切就绪之后，汪精卫即开始着手他的叛逃计划。

叛逃前的汪精卫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包括：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这样显赫的地位，使他成为当时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汪精卫在政治地位上又要高于蒋介石。以他早年的革命资历（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兼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以及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光荣历史）、孙中山遗嘱执笔人的角色（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全文出自汪的手笔）以及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的地位（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全票当选为主席），汪精卫在当时有着“党国头号元老”之称。

1938年12月18日一大早，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私人秘书曾仲鸣和汪精卫的未婚女婿何文杰先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飞机即将起飞时，汪精卫才匆匆赶来，还在机场上闲庭信步，显得十分轻松。正巧蒋介石的亲信、空军少将周至柔也搭乘这架飞机。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心血来潮，想在汪精卫面前展示一下他的飞行技术，于是走进驾驶舱亲自驾机。此举令汪夫人陈璧君心生狐疑，她和曾仲鸣嘀咕着蒋介石是不是知道了汪的叛逃计划，派周来驾机遣送他们回重庆。结果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又回到自己的座位，在经过汪精卫身边时还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而汪精卫本人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神色自若。

汪精卫一行于当天下午飞抵昆明，次日在龙云的协助下包机飞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和平通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出乎意料的是，“艳电”发出后，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龙云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响应，至此，汪精卫在云南、广西等非日占区建立“和平政府”的原定计划告吹。几天之后，也就是1939年的元旦，重庆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汪精卫在河内陷入进退失据的状态，自认“和平运动”已告失败，拟就此罢手，赴欧暂居。

就在汪精卫决定撒手不干、出国寓居之际，发生了一起悲剧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事情的进程。1939年3月，蒋介石派出军统特务赴河内刺杀汪精卫，不料误杀了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曾仲鸣。这件事对汪精卫的刺激极大，曾仲鸣跟随他多年，两人感情之笃，情同父子。曾仲鸣之死遂使汪精卫改变原定计划，决定留下来继续干。不过，如果认为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发泄私愤，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汪精卫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认为自己的同志兼密友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掉了，自己还有什么理由裹足不前呢？胡适说汪精卫一生吃亏在于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正是曾仲鸣的横死，激起了汪精卫的烈士之情。史家谓河内“一枪打出一个汪政权”，又谓“一排子弹，一滩血，一个政权”，非虚语也。

河内刺汪案发生后，日本政府派出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赴河内营救汪精卫。汪精卫在从河内乘船去上海的途中，写下了一首诗，很能反映他的心境。诗云：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反映出诗人孤枕难眠，思绪万千。“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说明诗人亦深知此去前途茫茫，将有不可预测之千难万险。“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说明诗人一面面对朋友的死去（指曾仲鸣之死），一面又面对国土的沦丧，家国之痛，终于使他决定“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他不要象文天祥那样一死了之，因为他还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安全转移到了上海。这月的月底，汪精卫带着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乘坐日本海军的飞机抵达敌国首都东京，直接同日本政府交涉。在这次私人访问中，汪精卫向日方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由自己在沦陷区建立中央政权。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建议，是因为连日本也没有想到。前面所过，日本一开始只想让汪精卫在云南、广西等非日占区建立“和平政府”，而没有考虑过在沦陷区建立政权。而自从这个计划失败之后，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一度是渐行渐远。日本并不热心于让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政权，因为他们认为汪精卫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弄不好反而成为日本在华利益的障碍（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另外，日本真正主张和平的人士则认为，如果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政权，必然会被中国民众视为汉奸傀儡，这样做将会毁掉汪精卫自己的声望，更无助于中日和平。也有人认为日本应该直接和蒋介石谈判，依靠汪精卫来实现中日和平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日本政府总算在原则上同意了汪精卫的计划。由此可见，汪精卫的这个“汉奸”，并不是日本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汪精卫在回到上海后，即开始与日本方面的代表进行建立政权的谈判。这一次谈判在上海的愚园路举行，历史上又称之为“愚园路会谈”。“愚园路会谈”完全出乎汪精卫的想象之外，日本方面提出了比原先“重光堂会谈”时苛刻得多的条件，日本不仅在撤军的问题上措辞含糊，而且提出了在将来的政府中派遣顾问进行“指导”，俨然要把汪精卫政府建成为一个傀儡政权。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汪日之间终于在这年的年底签署了协定。这个协定以及根据协定成立的汪伪政府，将注定要把汪精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在就职典礼上，汪精卫宣读的是《国民政府还都宣言》，意即他不是另立中央，而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只是在旗帜的上方另加一块黄色小三角巾，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关于这块黄色小三角巾的来历，在此值得一叙。日本方面一开始并不同意新政府继续使用青天白日旗，理由是青天白日旗是敌国的旗帜，日军将士在前线对着青天白日旗作战，现在这面旗帜却突然要出现在后方，将士们恐难以接受。但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拒不让步，日本最后只得答应，但提出要另附标记以示区别。

从1940年3月30日成立到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汪伪政府一共存在了将近五年半的时间。那么，这个汪伪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在这五年半的时间内又都干了些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汪精卫是在沦陷区建立的伪政府。也就是说，不管汪精卫建不建立这个伪政府，反正沦陷区是日本的地盘。沦陷区是中国军队打了败仗丢给日本人的，不是汪精卫出卖给日本人的。沦陷区为日军占领是既成事实，汪精卫“卖国”一说实在无从谈起。相反，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起这个伪政府，对日本的在华利益来说是一种牵制，对沦陷区的民众来说是一种保护。大家也许会问：汪精卫难道不可以是日本人的帮凶吗？沦陷区人民难道不会因为有了汪伪政权而雪上加霜吗？现在就让我们用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汪伪政府的百万所谓“伪军”，自始至终就没有同重庆国民政府的军队交过战。汪精卫在建立政权以前，就明确向日本政府表示，将来建立的军队决不能用于进攻重庆。有一次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谈到这个问题，希望伪政府的军队协助日军进攻重庆，汪精卫当即表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军队必定掉过枪口来打日本军！”板垣见状，便不好意思再提了。我认为，汪精卫在这一点上是守住了低线的。否则，我也要骂汪精卫叛国投敌了。

第二，汪伪政府在其存在的五年半时间内，无一日不在与日本争物资，为中国争权益。这里仅举一例为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陷于战略物资极度匮乏的境地，于是向汪伪政府要求在沦陷区征集物资。汪伪政府当然不能拒绝，但想尽了各种办法加以阻挠、拖延。就棉纱一项物资，汪精卫向日方提出：第一，先向在华日商征集，其次华商（也就是说先征集你们日本老板的）；第二，必须留下相当数额以为沦陷区百姓日常之用；第三，鉴于纸币的严重贬值，日本须以黄金支付。日本答应了这些要求，真的乖乖地用飞机从国内把黄金运来南京。结果（当然事出偶然），由于日本战败的速度之快，这些棉纱日本是一匹没能拿走，而黄金却全归了中国。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表面上表示要与日本“同生共死，对英美宣战，实际上是想借宣战之机提高自身的地位。因为对英美宣战，汪伪政府就可以取得日本盟国的地位。日本当时已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也企图通过采取对华“新政策”来扭转颓势。就这样，汪伪政府发布宣战布告，正式对英美宣战，参加太平洋战争，但未派出一兵一卒；日本则与汪伪政府签定《中日同盟条约》，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将租界交还汪伪政府。结果便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令人称奇的一幕：被称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政权的汪伪政权，竟然率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总之，汪伪政府在短短五年半的时间内，就是这样一直与日本明争暗斗，以至日本国内也有人发出一种批评：重庆的蒋政权是武装抗战，南京的汪政权是和平抗战。我的结论其实很简单：汪伪政府再怎么傀儡，再怎么“卖”国，而没有这个政府，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沦陷区人民只会更加悲惨，而不会生活得更好。"

"结语：

“汉奸”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汪精卫在形式上是“投靠”了侵略者，但他没有出卖一丝一毫的国家民族利益，相反，还为中国争回了不少利益。又，根据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汉奸”系指潜伏在自由区（即非沦陷区）为敌人搜集情报、充当敌寇鹰犬的中国人。汪精卫是在沦陷区建立自己的政府，故亦不符合这一条标准。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尝言“沦陷区无汉奸”，我认为这话是很公道的。而沦陷区人民的眼睛也真是雪亮的，在抗战后的汉奸审判中，对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等人在法庭上的答辩多次抱以热烈的掌声，法警欲阻不能。在抗战胜利后的那些岁月里，原沦陷区的民间，对死去的汪精卫，“时闻寄以哀矜之意，而一到公开场合，又未敢直谅其谋国之心了”。

有人说：汉奸是中国的特产。又有人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就是因为汉奸太多。说这些话的人自以为说到了点子上，自以为在对中国人的“劣根性”作深刻的批判。如果中国真有这么多卖国求荣的汉奸，那无疑是全体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不论你有无参加，概莫能外。可事实是，汪精卫一派并不是汉奸，他们不仅无助纣为孽之心，也无助纣为孽的行动。中国没那么多汉奸！

汪精卫的一生并不矛盾，在南京当上了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依旧是当年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汪精卫的行为谈不上“卖国求荣”，当时的情势是，一无国可卖，二无荣可求，他的行为，是自讨苦吃，是自取其辱，应该叫“卖身救国”才对。汪精卫在与日本签约前，曾流着眼泪对陈璧君说：“这个条约，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但汪精卫如此这般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与蒋介石争权？在日本卵翼下能有多大实权姑且不论，即汪精卫自己亦深知此举必不见谅于后世。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想尽点人事罢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汪精卫一生性格的鲜明写照。汪精卫在生前，也许就没有要求谅于后世的意思。“精卫填海，终成冤禽”，汪精卫的一生，实在是充满了悲情的一生。

日本人对汪精卫是相当尊敬的，甚至是敬畏。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胡兰成写道：“汪先生还是保持他的尊严，无论外对日本，内对各派，他若说不可，便日本军人亦要避他三舍，便周佛海亦还是畏惧的。汪先生到底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人物，北伐当年他就做过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现在亦仍是那样火杂杂的人格，他的其实是大人的尊严，只觉他真是有地位的，这种地位倒不是做了主席就能有。”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赴日本医治，日本政府专门抽调了国内一流的医学权威组成专家小组，为汪精卫治病。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后，日本的现任首相、两位前任首相、内阁各大臣以及军政界其他要员，均专程赶赴名古屋，为汪精卫遗体送行。以下是当时的政府公报：

是日（注：1944年11月12日）晨六时起，名古屋帝大医院特别病室中，即挤满了日方文武长官。上午七时二十分，驻日大使蔡培首先进入灵堂。七时四十分由侍从武官凌启荣捧持日皇敬赠之菊花颈饰，引导出室，继即以国旗掩盖灵榇。于汪夫人等随侍下，移至灵车。八时正，于日本胜治、斋藤、名仓、高木、黑川五医博士，及医院全体人员垂首恭送中，灵车缓缓开出，汪夫人及家居亲友亦分别登入汽车。八时七分，一般交通均行断绝，先导车前行，随后为灵车、家属车，其后为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及侍从官蔡培大使扈从车，再后为日本小矶首相、重光大东亚相、石渡藏相、近卫前首相、东条大将、陆军次官柴山中将，及以次文武长官等数百人之随送车辆。九时五分，灵车驶抵飞机场，早有大队恭送者垂首行最敬礼，随即由日本海陆军代表、汪夫人、孝子汪文悌扶灵安放在座驾机“海鹣号”上。机声轰轰作响之时，日本小矶首相、近卫前首相、东条前首相及各大臣，均恭行九十度之最敬礼。座驾机缓缓上升，随行护送机两架，亦一齐开动，于空中作一大回旋后，向南京飞去，时为上午九时十二分。"---此段意为解释汪并非奴颜婢膝向日本乞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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