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5月，一则题为“今年有望出台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的新闻，曾长久高居各大门户网站热闻榜之首。若贫富差距悬殊，此类新闻总能引来天量点击。
现在相关消息有了新进展。日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近年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进展情况。其中提到，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8月26日《京华时报》）
虽然收入分配改革，提了很多年，都始终成效不彰，但这丝毫未影响，每年关于居民收入的各式统计数据，总能保持节节攀升，长久坚挺之势。以致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来接受采访时直言，面对网友的“被增长”之说自己都“会脸红”。
其实，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也可以循着网友的“被增长”感受走。弄清楚了“被增长”的原理，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收入分配改革，或许不无裨益。
我们知道，改革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成为世界瞩目的奇迹。但若与外国的经济改革相比，我们立刻就能找到自己的差距。几年前世界银行的学者，就在文章中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经济增速高，但国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连印尼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我们大，他们经济收入的平等性比我们大得多。同样在亚洲，日韩等国的经济改革与我们的不同，或许也在于其改革成果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分配，为整个国民所共享。而我们的尴尬在于被学界诟病的藏富于国、“国富民穷”。这也是上述“被增长”感受的宏观语境。
而除了经济发展思路的问题，造成社会领域国民收入不公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官场中愈演愈烈的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现象。媒体披露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个别官员在强烈的权力变现欲望下，搜刮民脂民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蛀虫的贪腐已到了明目张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对财富的贪婪当然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巨大阻力之一。
再者，市场领域，经济危机时期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行政壁垒森严，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行政垄断下的暴利，成为了横亘在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中的刺目的鸿沟；而在国民权利方面，一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非市民”阶层平添了一道道隐性的制度枷锁。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直接拉开了人们在收入以及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不久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还表示，“国富民穷”的说法“过于苛刻”，有失偏颇。在现实面前，这样的说辞就显得有些苍白了，不承认“国富民穷”比国富民穷更可怕。因为正视问题，才有疗救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完成从“藏富于国”到“还富于民”的历史转身。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培养消费需求，还需要辅以配套的制度措施。比如提高社保覆盖面和人们的福利水平。公民不光要有钱花，还能够放心花，才能真正提振经济信心，完成从重储蓄到敢消费的转变。
要破解这个民生难题，政府不但不能与民争利，还应积极转变职能，区分公权与私权的分野，不僭越权力边界。在市场领域，政府应保证坚决避免马太效应，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国民权利范畴，则应畅通公民权利救济渠道，使所有人尽享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论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制度设计如何，总之要能切实惠及民众，唯一的限定条件就是，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公民能对政府权力保持有效的监督制约，使政府始终以公众利益为唯一施政目标。有此保证，政府怎么做就只是个政策问题，而不会过于偏离公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