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达到纽约已是午夜时分。
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
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
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麽，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
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学得不错。"
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
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的印象。
我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挣钱，还有四年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我，当然不是地狱。
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结局。心中不由一阵欣喜。
八人共用一客厅？
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味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宜。他们曾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因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切。
刚才还在波音７４７上俯瞰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中。
暖洋洋的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正搭配上我们跳跃的情绪。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集在车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上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
那就是曼哈顿了。
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北京人在纽约》，他们更是滔滔不绝："这个片子整个儿是蒙骗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套路。谁一到美国就找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厂做苦工的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些小餐馆的老板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老板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
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不知怎麽地有些不安起来。
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大学读书。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
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人搂搂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
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性恋也特别多。
"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
她住在二层。
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合用也够了－－我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们俩平摊，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
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都在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麽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个高。哪间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
赵伟迟疑了一下，说："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八个人共用的。"
"八个人？"
"对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楞了一下，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
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是明星做惯了，不领市价－－哪里有像她想的那麽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这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
我又因怕她这麽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紧说："不，不，这样挺好。"
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书架，另外还有一张书桌。就这麽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空间。这麽一小间，一个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
我心想："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
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住呢。"
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
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他也用同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半个钟头。你要是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孩用了。"
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麽一个单元，还真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的时间表，很少交往，更谈不上了解。"
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麽笑话。
纽约，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
一个大雪的早晨，我开始了纽约的生活
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枝，让我想起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麽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了。渐渐雪来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声响。
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过。
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起窗帘，一声"下雪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
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在雪地上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烦人！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
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去上学一定不太方便。
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该开始习惯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
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