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不会像妹妹头那样想中国的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况且俺温哥华家这个狗狗还不错的说。
今天和国内的小妹通电话，她有些伤感，一个妹妹去香港与那里工作的妹夫团聚，我和LG也不回去。至于第三代，儿子媳妇去广东丈母娘家过年了（生儿子的注意了哦，你们将来的写照）。妹妹的儿子去了悉尼读书。一下子少了7个人，聚会的气氛大打折扣。
妹妹问：你们打算怎么过年呢？这才想到，自己今年要第一次在温哥华过年了。我说早啦，还有两个多礼拜呢。这里温哥华的唐人街萧条依旧，丝毫没有Metroltown圣诞前的购物热潮。
妹妹说上海已经开始准备年货了，超市的大喇叭大声播放“新年到新年好”的音乐，人们喧嚷交流选购年货的计划和经验。家家户户街头街尾一片红色的海洋，千千结，大红灯笼，大红福字。
这一切我不要太熟悉哦，记得去年除夕夜十二点整，那爆竹声就像放炮一样，长达半个多小时，路上不一会儿就铺上了厚厚软软的爆竹壳，踩上去和心情一样，舒坦，散发着新年的气味。初一到初七，家家轮流做东接待客人，人人走亲访友，出租司机都笑不动了。
很奇怪，在天天吃饱穿好天天过年的今天，我们虽然享受假期，实际上渐渐地，我们已经慢慢地丧失了对春节的强烈期盼，也难以体会到物质贫乏的年代里那种过年的乐趣了。
首先，那时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如果你平日穿件新衣服，同学们会问：“过年呀？”而后拍打你的头顶：“新衣服，拍三下。”
母亲在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为五个孩子缝纫新衣，心急的我每天数着日子。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弟姐妹的枕头下压着一年一度的新衣，谁也睡不着，看着妈妈拖地板。过年大扫除也是那时的习俗之一。
过年可以吃肉，这也是诱人的一件事情。那时的肉呀鱼呀鸡呀鸭呀（怎么也不会有禽流感）都是凭票供应的，有大户、中户、小户之分。过年时，每家都可多买点。那时候在菜场工作的不要太神气哦，拍好马屁，还给你多个几两。我小时候特瘦特爱吃肥肉，三年自然灾害中正处于发育期，对我来说，没有比母亲的红烧肉更馋人了。只有一年，年夜饭吃的还是咸菜泡饭，那是1967年，父亲正挨批斗，母亲没有心思准备年货。
以前哪有那么多品牌的现成瓜子呀，母亲生起两个煤炉，把夏天攥积下的西瓜子炒得喷香。朝北的窗口挂着风干的鸡呀鸭的。年夜饭的热闹不要说了，没有祝词没有客气，只有稀里哗啦的吃菜喝汤声和讲话声。吃过年夜饭，大家到门背后跳三下，这样才能长高。
初一还有水果糖，母亲把硬糖和软糖搭配好分给我们。我们很珍惜这些红绿纸头里包裹着的糖们，姐妹兄弟无人经常会对各自的糖果重组，一般是一颗软糖换两颗硬糖。弟弟喜欢量多，大妹偏爱质好，他们一边忙着兑换。而三妹却是最有心计的，等别人吃的差不多了，才刚刚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慢慢地咀嚼。她专著的享受使我们几个 在旁边垂馋三尺。
糖吃完了，糖纸头也能把玩好长时间，软糖通常是“玻璃纸”包的，可以用他们折叠出穿跳舞群的纸人。
父亲长期在外工作，母亲忙于家务，过年派遣我们几个小巴腊子到阿姨娘舅姑妈伯伯家拜年，这项任务虽说枯燥，但因此可以得到额外的糖果，运气好的话还有压岁钱，我们还是很乐意的。顺路看看街上卖洋泡泡和棉花糖的摊头，很是开心。
写完这些，和代我照看房子的妹妹通话，她的话又让我勾起对上海家的思念。什么东西全是自己一点点搬回来的，买房子的时候，打算的是在上海过狗狗加花园加孙女的退休生活，怎么也没想到会在温哥华过余生。
又和母亲通了电话，当年那么精力充沛的她现在患心力衰竭长年卧床，父母明年80大寿。人的生命就期望下一代生长中，无意间消耗了自己，一年一年，一代一代。
我想，换一种新年祝愿吧：发财在加拿大不大可能实现，就让我们在简单的生活中体验过年的乐趣，在新的一年中活得平凡舒心，最主要的是：健康～。
附上去年我们家部分人员春节聚会照片，I miss you ~ all my relatives, my parents,my three sisters, and three brother in laws, my brother and sister in law, and my son and yatou, and my nephews,all the best wishes ~
戴围巾的是你啦
这简直就像是“婚前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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