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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些在中国拔尖的优秀人才和技术专家，凭借自身的实力轻而易举能够通过移民条件实现出国的梦想，然而他们在加拿大找工作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专业技术知识被浪费，媒体对他们就业所遇到的困难也鲜有提及。为此，我们展开了对中国大陆移民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就业的调查研究，力图诠释造成他们就业难和资历“贬值”的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新移民就业难的原因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资历的评估
加拿大的雇主通常依据他们业已熟悉的模式来衡量雇员的资历价值，如果新移民不符合雇主的这些习惯，就业时便会阻力重重。对新移民而言，由于他们的学习和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完全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此，加拿大的雇主往往借口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对他们提供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不予信任，这是造成新移民找工作难最主要的原因。此外，新移民对加拿大就业环境的生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就业，比如，他们对加拿大本地标准的求职信和个人简历的写作格式缺乏了解，写出来的东西不合雇主的“胃口”，使得自己的优势无法得到正确的表达。
朋友的推荐
由于相关人士的推荐为供需双方搭起了一种信任的桥梁，无形中增加了申请人的可信度，从而更容易令雇主相信他所提供的工作证明材料，进而达成协议。但是这种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新移民往往需要在加拿大被雇用之后才开始具备这种能力。中国大陆的移民在加拿大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在这一点上先天不足。
语言的熟练程度
由于大多数的雇主认为新移民必须要具备相当好的语言能力才能胜任工作，因此，对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就业的早晚。
年龄
加拿大的雇主更容易接受较年轻的求职者，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英文教育比年龄大的人更加系统而完整，也更容易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另外，越是年龄大的移民他们的背景就越不为加拿大的雇主所知，因此，在移民就业市场中，年轻人更占优势。
加拿大的资历签定
加拿大的资历鉴定因为是由各个行业的专家自行决定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五花八门，各地自行其是。造成的结果是外来人的资历无法得到评估，也就无法被雇主接受。因此新移民往往需要重新取得加拿大雇主认可的当地的文凭和证书才能比较顺利地找到工作。为了证实这个论断，我们专门研究了不少持专业文凭的，从事工程、医药和会计等特殊行业的大陆移民，这些行业在加拿大是属于那些规范极为严格、认证机制特别繁琐的职业。为了在当地就业，这些研究对象往往需要重新学习，取得新的文凭；与此相反，有些行业，如电脑便不受行业协会的保护，只要学几门电脑课，任何人都能自称专家。所以新移民所申请的行业性质也决定了他们找工作的难易程度。
华人群体互助
也许人们会认为中国移民很容易在多伦多的华人圈中得到帮助，但是事实上，由于不同年代的移民潮先天造就了这些移民群体在加拿大社会中地位的差异，而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与扶持极其有限。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接纳新移民的过程决非是简单的个人问题，新移民所持的原始的文凭和资历证明能否被加拿大的雇主认可和接受是解决新移民就业的关键，这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变，首先个人资历的评估机制必须要革新，其次，雇主对新移民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公平对待，而不应该带有偏见和继续遵循僵化了的模式。为与此同时，新移民也要正视困难，早做准备，对自己进行相应的调整，争取尽快地融入加拿大社会，了解和适应当地劳工市场的规则，以缩短供需双方之间的距离。
研究的方法
我们从多伦多一个大型华人社团的名单进行抽样采访。这个华人社团组织免费英文班、新移民到埠讲座、求职讲座等活动和服务，主要服务对象是来自香港和大陆的移民。为了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们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参加社团组织的讲座、聚会、户外活动等，也从社团登记名单上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之后我们对他们进行3小时左右的个人专访。每间隔一段时间还与这些人联络以便了解他们最新的动态。
这个报告总结了在1999至2000年期间我们对28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妇的研究。因为家庭的负担，这些人需要尽快找到工作。在这28对夫妇里，有2对20多岁，多数是30岁或40多岁，只有一对夫妇已超过50岁。除了1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以外，其他的都是独生子女；其中有2对夫妇把他们的孩子送回中国寄养，也有的把家里人接来帮忙照顾小孩，以便有时间上学和工作。所有这28对夫妇都是独立技术移民，都带着一定资金进入加拿大，入境时间长的有2年，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在中国都曾拥有相当好的工作。
学历和专长
在我们研究的家庭中，丈夫均为移民的主申请人。他们之中1个大专，13个本科，10个硕士，4个博士。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如土木工程，机械，化学，电子及声学，小部分拥有其它方面的学历，如中医，外语等等。妻子们多数比他们的丈夫学历略低，11个受过中等教育，12个本科，4个硕士，没有博士。其中有一半人是学理工科，另一半有学财会、图书馆学、医药和语言的。所学的专业对他们的移民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加拿大经验
我们认为是否有在外国企业工作的经验对新移民非常重要。在采访中，我们将他们目前的工作按性质分为五大类：专业工作、半专业工作、熟练技术工人、体力劳动和无业。
移民之前，多数做丈夫的都有很好的工作，妻子们虽然工作也不错，但通常低于她们的配偶。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大体成正比，即受教育越多，工作越好。但他们到了加拿大情况就大不一样。在我们的研究中，除了有博士学位的几个人都没有屈尊做体力劳动外，博士学位以下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就很散乱，或高或低。而他们的妻子情况更糟。
他们现在的工作与过去所拥有的学历和经验都不相符。以做丈夫的为例，在中国他们都是专业或半专业人士，还有一个是学生，然而现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半人从事专业或半专业性的工作。在所有这28人中，有6个人基本维持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水平相当，其余22人均有所下降。妻子们不但工种下降，不少干脆就没有工作。
1) 专业工作：在中国，22位丈夫和8位妻子从事专业工作，目前只有4位做丈夫的保持不变，妻子则完全被排除在外。(所谓专业工作，是指那些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和行业认证，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才能获得认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等。)
2) 半专业：在中国有5位丈夫和15位妻子从事半专业工作，目前在多伦多则是11位丈夫和3位妻子从事这种工作。(所谓半专业工作，指的是需要接受一定正规教育，但行规较为宽松的行业，比如程序编写员、技术员、高级销售人员等等。)
3) 无业：一个学生和一名家庭主妇在移民之前没有工作。到加拿大以后，为了就业，有些人选择上学和参加培训，而做妻子的则更多地面对照顾幼儿的困难。他们既无法得到那种在中国较完善的服务，又没有家人的帮助。在多伦多，4位丈夫和17位妻子都没有工作。
4) 熟练技术工人：在加拿大，熟练技术工作是指那些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长期从事重复性工作，基本没有升迁机会的工作。
在多伦多，有3位丈夫从事熟练技术工作，而在国内这3个人中有2个是专业人士，1个
半专业人士。另外，有6位妻子目前在从事熟练技术工作，而她们之中2个在中国是专业
人士，3个半专业，只有1个是技术工人。
5) 体力劳动：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从事体力劳动，但在多伦多，有6位丈夫和2位妻子在从事体力劳动。这6位丈夫中，有4位在中国是专业人士，2位是半专业人士；2位妻子中1个曾是专业、另1个是半专业人士。
几个具体的例子
1) 专业人士：只有少数中国的专业人士移民后找到了与之相当的工作，这些人往往是从中国的大机构里出来的工程师，在加拿大雇主只会雇佣他们从事级别略低的助理工程师工作。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储先生是以前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技术移民，他的外籍上司把他推荐给了同一集团在加拿大的分公司，这一推荐使得他的个人资历获得加拿大雇主的认可。他于99年11月技术移民加拿大。因为有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以及高层关系的推荐，没费什么力气便获得了与在国内相当水平的工作。不过，因为他目前的工作主要与中国的项目有关，他担心这些项目完成后将何去何从。
储先生出生在离北京不远的一个滨海城市，文革后他重回学校。1982年学士毕业，专业是金属工程。毕业后储被分配到当地的一家大型国营机械厂，当时国家政策鼓励有知识的年轻一代成为未来的管理人才，储便是“第三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适逢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引进外资，机械厂派储协助外方进行建厂的前期准备工作。由于他英文水平较高，外方不久聘用他留在外资工厂里。从1986年起，他便正式在这个外资工厂工作。经过培训，一年后他被擢升做部门主管，之后公司又派他去国外接受培训，从1990年起他当上这家有200多员工的外资工厂的副总经理。在工作中他继续深造管理方面的知识，靠业余学习，储在98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继而做了总经理。储离开中国前工资每月达2300美元，另外公司还提供寓所和私人轿车。另外，他在外国公司的位高权重也使他在中国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他被任命为该市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常务委员。储出差频繁，见多识广，使得他为进入全球劳务市场做了充分的准备。
储的妻子出身在教师和国家干部家庭。与他在同一所大学就读时相识，毕业后分配到同一工厂，不久便结婚育有一女。储转至合资公司的同时，妻子也调到一所学院教授有关电脑辅助设计的课程。到加拿大后，妻子开始学英语。尽管储一再劝她留在家里学习和照料家务，但她还是坚持去服装厂打一份小时工，周末常常要加班加点。即使得到的是当地政府法定的最低工资(6.85加元/小时)，但她还是希望为重新建立起家庭出一份力。
储先生认为新移民面对的工作困难是由于思想意识落后的加拿大雇主造成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法移民的形象。“加拿大的公司效率低，如果中国公司象他们这么不讲效率，早就该关门了。”他通过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得出加拿大公司管理落后的结论。他认为现在的高知识技术移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在找到现在这份工作前，储已经做好了从机器操作工人做起的最坏打算，并自我安慰说他一直对技术而不是管理更感兴趣。总之，储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资历“贬值”的准备，他感叹加拿大雇主不识时务，将技术移民与非法移民或是中国那些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官僚混为一谈。移民前储在加拿大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在朋友的朋友帮助安顿下来，除此之外，朋友并不能够在就业方面提供帮助。幸好他在跨国大公司工作过，通过高层关系的推荐，加拿大雇主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到他的价值，尊重他过去的宝贵资历。这不但使他很快的找到了好工作，同时也为他创造了一个在加拿大营造良好人际关系的环境，为将来的升职或转换工作做准备。
2) 半专业工作：除了上面说到的极少数人找到了专业工作，大多数不是被迫接受较低职位的工作，就是干脆放弃专业转行。尽管大家都抱着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心态，却没有人知道究竟要忍耐多久。董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董在中国是电气工程师，并担任现场项目经理。他在多伦多找到了一份机械设计的工作。他的妻子原是会计，目前正在学习英文，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她的会计本行。
董毕业于冶金设计专科，之后分配到国家研究院当技术员。经过评估当上了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电气工程设计本科。妻子则进修财会，大专毕业后在父亲的单位作会计。当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后面临激烈竞争时，二人同时离开“铁饭碗”，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劳务市场。妻子通过了国家级的财会考试后在一家中外合资运输公司作会计。
改革开放后，国营的设计研究院开始接手私人项目。董所在的研究院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转型为实际项目设计咨询。董在积累了充分的书本和研究经验后，被一家大型中德合资公司聘为技术设计工程师，之后他升职成为项目协调负责人，并远赴德国接受培训。回国后他与德籍员工一同在项目现场工作，直到移民加拿大。他颇感慨地告诉我们：“如果这次再不成功，我就不考虑出国了，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况且我在德国公司的工作也有很好的回报。”从国家设计院到合资单位，董很欣赏国际大公司的效率。在向设计院辞职并申请合资公司的工作中董惊叹国营单位的官僚作风和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德国雇主效率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转变使董相信在注重人才的西方社会，他更容易得到提升，达到更高的目标。1999年底董全家移民到了多伦多。
在多伦多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董发现他所具备的欧洲公司的工作经验与北美市场的需求相差甚远。比如在技术设计上，北美标准与欧洲标准往往不同。正如董告诉我们的：“设计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如果我不知道北美本地的标准，我便无法回到设计的本行去，原来德国公司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根本没什么价值。”他的第一个工作面试是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里，他没通过面试。他认为问题出在语言不流利，沟通有困难上。无奈之下，他开始在面包店打夜工，每天清早一下班便赶去上电脑辅助设计的课程。一上便是几个小时，这么一过就是几个月，身心疲惫，在濒临难以支持下去的时候，一个加拿大水处理工厂给了他一份兼职工作，做电脑设计。几天之后他便转为全职雇员。董认为他找工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他对本地的陌生，他并不期待他的工程师资历会被承认，只是想这份工作可以给他一个了解本地市场的机会，另外，环保行业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行业。
董的妻子正在学习英语，虽然最终她可以通过参加加拿大的考试而认证她的会计资历，董却希望她一心扑在英文学习上。“我不想让她象那些来了一辈子都说不好英文的移民。”董的理想是让她无需为赚钱养家操心。
董对靠自己能力吃饭深信不疑，但他也承认目前人际关系贫乏的现状。从董的经历来看，他出国营单位进合资企业是靠了同事的帮助，这个同事后来移民去了美国，目前他们还时常联络并相互帮助，另一个同事提供了移民加拿大的信息，而且借外币给他们以解决差旅和安家费用。另外他还有两个大学同学已先行到了多伦多，可惜他们并没有帮助他。与董相比，妻子的家庭背景则提供了更多机会。妻子的姐姐一家已移民美国并在硅谷安居乐业。董一家移民不久，他们便从硅谷来多伦多探望董，并送给他们一部电脑，许诺如果董全职念书，他们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不少人象董一样放弃了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生涯的希望。他们抱怨他们的资历在加拿大无用武之地，受到贬值，因为新移民从中国带来的技能通常比较丰富，足以应付加拿大相对单一的工作性质。
3) 无业；一小部分人对即使是资历的“轻微贬值”都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就寻找可以将他们的资历成功转移至加拿大的途径。例如，一个化学工程师正在努力寻求加拿大工程师资格的认证。因为他觉得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过去的工作经验都令他难以接受“贬值”或转行。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过了几关，满怀希望可以成功拿到安大略省的工程师资格。他的妻子则在服装厂打工。
4) 跌入谷底：境遇最糟糕的是那些在加拿大完全找不到对口工作，并且在是加拿大经济状况最差时抵达的人，如果他们的英文满足不了最起码的沟通，则更是雪上加霜。肖和他的妻子便是其中的一例。肖在中国铁路部门工作。他的妻子在中国是一名医生和儿科护理专家。他们有一个女儿，97年入境。当时加拿大经济仍处在谷底，当他们抵达加拿大时，加拿大的铁路系统正历经重组和裁员。他们作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如清洁工、搬运工等，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大型文具连锁店找到了一份仓库管理的工作。后来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帮助新移民的角色上，开了一个家庭式的移民接待站。
肖是文革后最早毕业的大学生，就读于铁路大学。他的知识和经历全部与铁路相关，完全为这个行业的特征所束缚。大学毕业后，肖从一个地方铁路局的协调员做起，负责本地区的维修和发展，后来被调至位于北京的总部，开发电脑管理系统。可惜一路提携他的上司在派系斗争中处于下风，肖便成了牺牲品，再没有晋升的机会。后来他的大学同学把他从铁路局借调出来当销售，他倍感自己前途受阻，便决定移民。
妻子肖医生来自非知识分子家庭，但家庭给她的教育和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从小她就立志当一名医生。文革后恢复高考，她考进医科大学儿科专业。毕业后在一个教学医院做儿科大夫。当医院与美国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生儿护理中心时，她有机会得到再培训进修。后来她成为新生儿研究与护理专家，在离开中国时她已经是这个中心的副主管。
肖医生一心想到加拿大继续她的专业，当她恍然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梦想时为时已晚。因为首先她必须修英语，然后回到学校从头开始。已经40出头的她认为希望渺茫，时间拖的太久，于是终于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她认为加拿大的行业管制太过僵化死板，她在美国的朋友就不需上学，只要能通过专业测试就能重操医生行业。况且重学那些她熟得不能再熟了的专业知识实在是浪费时间。年轻时的她尚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专业知识，而现在，特别是在对回报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她不愿冒这个险，也浪费不起时间。最后她也进了丈夫所在的文具供应商做仓库管理工作，最起码他们的生活因此有了保障。
这对夫妇都只有国营单位的工作经验，不象那些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过的人对外界有更多联系和认识。这使得他们不但在多伦多难以立足，也更加难以承受因制度上的不同所受到的措手不及的打击，再加上他们移民的时候赶上加拿大经济不景气，谋生变得相当困难。所有这些原因曾使他们极端失望，失去继续寻找专业工作的动力。目前他们的仓库管理工作尽管工资微薄但有工会保障，失业机会不大，相对安稳舒适，于是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新移民服务上，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的同胞会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有好日子过。肖医生说她同样感到满足，有成就感。说到加拿大的医生，她甚至有些不屑。她举例说，不久前爆发了小儿脑膜炎，但是由于医生的误诊使疫情加剧。如果她是医生，就不会看到得脑膜炎的小孩最后丧命的悲剧。她提议政府应该让中国人开一间专看中国病人的医院，她认为这是令移民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办法之一。
尽管相距遥远，他们的亲戚还是提供了许多帮助。肖医生的妹妹借出一万美金帮他们支付买房的首期付款。他们在多伦多认识的唯一一个旧同事在他们到埠时帮助他们安家。慢慢地，肖认识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不断介绍各种体力工作给他。另外他参加了一个华人协会并任协会的理事，热心公益，这也给他带来可观的朋友圈和移民接待站的客源。当朋友首先开了一个移民接待站时，肖和妻子马上受到启发，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为移民服务的最佳方案，于是他们买了一幢三层别墅，重新装修间隔成多间卧室供新移民落脚。
这是个家庭式的生意，靠全家人的共同投入。13岁的女儿放暑假时便负责听电话，接待客人。他们为移民考虑得很周到，提供从接机到找工作的一揽子服务。 结论
以上讨论及实例表明新移民在加拿大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僵化了的社会制度限制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只有通过改革这个制度本身才能彻底解决新移民就业所面对的结构性障碍。我们的研究认为专业机构在人才的认证上应更加灵活和宽松，创造使移民的资历得以被本地市场认识和接受的机会，令他们受到公平对待。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怎样将此想法付诸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