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崛起引起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注意。据说美国的华裔作家数以千计，用英语写作的至少有上百人。其中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从中国内地去美国的新移民作家成绩斐然，奇迹般地获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同。
用英语写作的华人作家
最早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是上世纪初一位笔名为水仙花的女作家，其代表作《春香夫人》主要描写中国血统的女子在西方的处境。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德龄公主因其特殊的身份，用英文写的清宫秘史在西方大受欢迎。20年代后期，有蒋希曾描写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中国红》。30年代，林语堂名震一时，其英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折射了现代中国的重大变革。40年代初，黎锦扬写了《花鼓歌》，被改编为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张爱玲、韩素音、聂华苓等也都写过英文小说。
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是在1976年汤婷婷发表《女战士》之后。《女战士》将中国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与实现美国梦的经历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后成为驻华大使夫人的包柏漪的《春月》，则记述了中国一个家族的历史。谭恩美1988年发表的《喜福会》也取材于自己家族的经历，用母女针锋相对的冲突，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任璧莲19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其华裔主人公受过美国高等教育，乐于接受强势话语，因而很快适应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该书被誉为华裔作家描写华人追求“美国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1994年，闵安琪的自传体长篇英文小说《红杜鹃》问世，引起广泛瞩目。严歌苓则双语齐下，中文写小说，英文写剧本，现在又开始用英文写小说。哈金从1996年以《辞海》获国际海明威奖到1999年以《等待》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美国文学最大规模的奖项福克纳小说奖，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更有上世纪80年代末来到美国的诗人、翻译家裘小龙，他于2000年6月推出的首部长篇英文推理小说《红英之死》，相继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并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被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翻译出版。他的《外滩花园》、《忠字舞者》等均是英语世界的畅销书。
用西方读者能接受的方式再现中国
如果说以汤婷婷、谭恩美、任璧莲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中国移民作家，主要是用英文写在美华人的故事，那么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则是写当代中国的人物、当代中国的故事，表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英语语境的世界。
裘小龙认为，自己用英文写的小说能获奖，一半是因为他注意到了西方人的阅读口味，另一半就是因为从小浸染在东方文化里。他再三强调“写作时必须意识到特定的文化读者群的需要”。严歌苓说：“外国人对中国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词造句抒情太多。你认为非常感动，很可能到美国文化中就是太过分的多愁善感。”这就不难解释，像哈金那样的简练、冷峻、不露声色的创作语言，为什么能征服美国写作界。
《等待》讲述军医孔林要和缠足的乡下妻子离婚，娶一位“现代”女性―――医院里的护士长曼娜，结果等待了18年才如愿以偿。而此时曼娜已患上不治之症，孔林又要求发妻等他。旅英学者赵毅衡认为，哈金写的不是离婚，而是中国人“过分的忍耐”。哈金其他小说中的男人也和孔林一样，几乎都没有闪光激越的品质，也不具备爱的能力，但总能将平庸、乏味的生活过下去。我国英美文学学者朱虹指出，西方读者想当然地把《等待》看作是写中国的作品。其实哈金写的首先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以在中国发生，也可以在外国发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与哈金相反，裘小龙在《红英之死》和《忠字舞者》中塑造的刑警队长陈超，却是一位时尚人物―――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年轻英俊，既是党员又是诗人，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官场、职场、情场都游刃有余。在破案过程中，陈探长还不忘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读李商隐、吃大蟹、说英语、下舞池……
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陈探长不失为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如作者所说，西方对中国的介绍，时间上不是上世纪3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人物不是偏僻乡间的农民，就是红卫兵，因此他想到要写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的书，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于西方读者所习惯看到的，并能触及到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一
些深层文化问题。《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赞扬裘小龙让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业化、更现代的中国”。
不过裘小龙再现中国的方式终归还是以西方读者能接受为前提的。东方情调这张牌自然要打。裘小龙作为一位诗人，注定能将这张牌打得恰到好处，中国古典诗歌、典故等穿插在现代悬念故事之中，几乎每一章都要抖一些出来，还不烦人，这很不容易。比如：“他听到的是蟹吐出的泡沫，用泡沫在黑暗中互相湿润”，分明是从“相濡以沫”的典故中化出。“反英雄”是另外一张牌，陈探长颇有点007的味道。在破案过程中，他见到漂亮的女性也动情，和同事的妻子跳舞也有感觉。陈探长处理感情的方式也比较西化，该分手就分手，和过去的恋人见面也不压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警官能有这么“潇洒”吗？我们不禁要问。
为何选择用英文写作
移民作家首先面对的是语言问题。作为老一辈的华人英语作家，黎锦扬曾告诫年轻人：“要打入国际文艺主流，必须用英文写作，或将作品译成英文。”从“边缘”走向“中心”，似乎是移民作家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动因。
但裘小龙说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用英文写作，他说是“阴错阳差”，另外也有消除英语读者对中国的误解的想法。而哈金坦言他是“走投无路，要谋生才投身英文写作”的。“我在中国没有听众，对我而言，选择用英文来写作，意味着一项艰苦的劳动，当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自由”。
严歌苓认为进入英文状态并不难，最大的难度是文化。裘小龙也谈到，有些历史背景对中文读者来说相当熟悉，英文读者理解起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作者得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办法解决。比如红英是一个工人劳模，而美国读者一般不知道劳模是怎么回事，他就通过书中人物的对话很自然地作了介绍。当然，译成英文的中国古典诗词会显得有些怪异，如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竟成了“相见很难，分离也很难，东风无力，百花衰败”（It is hard to meet，but hard to part too，the east wind languid，hundreds of flowers wasted），不过美国读者还是能解其意的。
哈金说，他曾担心用英文写作会被人看作“卖国贼”，我们自然没有必要这么骂他们。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特别为之骄傲。用一种正常的心态，像看奈保尔、石黑一雄等外国移民作家一样来看哈金、裘小龙等华人作家的创作，相信中国读者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
我们还可以借用哈金的一句话：语言不是关键，眼界才是关键
从汤婷婷、谭恩美等第二、三代移民到哈金、裘小龙等新移民作家，华裔作家的书写不绝如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进行新文学类型的尝试和突破。从左到右分别为女作家汤婷婷、哈金和裘小龙。
裘小龙的作品，日前“出口转内销”，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侦探系列推出有三本。他用英文写作的侦探推理小说，以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为故事背景，主人公是一个酷爱唐诗宋词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侦队长”陈超。
“我的小说主角其实是中国，而侦探小说只是外壳”，裘小龙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的时候坦白心声。“西方对中国的介绍较多偏见和误解。我希望用英文写出一部分真实的中国，写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感受到的变化和迷惑。”
裘小龙曾经师从著名翻译家卞之琳先生，早年以翻译西方印象派诗歌知名，叶芝著名的诗篇《当你老了》就出自他优美的译笔。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现居住在美国，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
有评论称赞他的侦探小说“逼真地展示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批评者却抱怨，虽然他逐步被西方读者所认可，但他的小说中所构建的中国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住房靠单位解决，凭“国营牌价”优惠购买大闸蟹的时代。翻译成中文来读，未免有的时候会让国内读者感觉内容陈旧，人物形象并不鲜明突出。好在裘小龙要将“陈超”侦探系列以一年一本的速度推出，故事里的上海和中国也将加速发展变化，与时俱进，逼近“上世纪90年代末期”。
华裔作家写作一脉相传
“打开你的行李，开始新的生活（Unpackyour luggageandbeginyour newlife）。”中国人自从踏上了北美国土，也就开始了中文文化的传播拓荒之旅。尽管他们经常游移在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但汤婷婷、包柏漪、哈金等人交织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的作品，还是在美国文艺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最近几年尤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从中国内地去美国的新移民作家成绩斐然。
上个世纪20年代，德龄公主因其特殊的身份，用英文写的清宫秘史在西方大受欢迎。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名震一时，其英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折射了现代中国的重大变革。张爱玲、韩素音、聂华苓等都写过英文小说，在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汤婷婷的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Warrior：memoirs ofagirlhoodamong ghosts）将中国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与她的祖先漂洋过海、希望实现美国梦的经历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生动表现了华裔母女两代人在文化和生活道路上的差别和冲突。美国教授甚至把汤婷婷的小说作为当代美国文学课、女性研究课、族裔研究课、人类学课的必读教材。上世纪80年代，谭恩美靠处女作《喜福会》1989年轰动美国文坛，还被好莱坞成功地搬上了银幕。
上世纪90年代，哈金的出现打破了美国畅销书市场长期华裔女作家占主角的局面。《等待》一书被评论家誉为“中国的《日瓦戈医生》”。《等待》还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告诉西方一个现代中国
如果说以汤婷婷、谭恩美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移民作家，主要是用英文写在美国的华人的故事，那么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则是以写当代中国的人物、当代中国的故事取胜。
哈金钟情于过去，与哈金相反，裘小龙在《红英之死》等书中塑造的刑侦队长陈超，却是一位时尚人物―――――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年轻英俊，既是党员又是诗人，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官场、职场、情场中都游刃有余。在破案过程中，陈探长还不忘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读李商隐、吃大蟹、说英语、下舞池……
以前华裔作家中的人物都是战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苦难人民。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陈探长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看到《红英之死》中的主人公，就好比我们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看到“007”和福尔摩斯电影一般。《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赞扬裘小龙让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业化、更现代的中国”。
裘小龙的写作还打破了“中国人不会写侦探推理小说”的类型偏见，开拓了一种新的写作形态。“陈超”系列颇受西方读者欢迎。处女作《红英之死》2000年出版以来多次重版，并被翻译介绍到英、法、日、德、以色列等10多个国家。《红英之死》曾入围美国的“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和“白瑞推理小说奖”，获得第二十三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
苏友贞在《万象》杂志上评论说，裘小龙的推理小说其实是在“云雨上海”，这不失为推理小说的一种读法。苏友贞写道：“《红英之死》有着推理小说的格局构架，的确是一典型的推理小说……（缺点）就在《红英之死》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嫌疑犯，而这位嫌疑犯在全书只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现身。很明显，《红英之死》这部优异的文学作品，给予耐心读者的报偿，是更持久的，只适宜细品的文学趣味：贴切的人物刻画，抒情氛围的营造，对社会人生幽微的沉思，与令人爱不释手的绚丽风采。”
对于一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现代中国，西方人在传媒上纷纷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论调，但是描述现代中国，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却付之阙如。裘小龙的写作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让我们期待裘小龙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