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　桃太郎精神
桃太郎精神：活着的桃太郎[/FONT]​

日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名叫桃太郎。
桃太郎名气之大，全日本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不仅活在现在，也活在过去，很久很久的过去；桃太郎今年高寿几何，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也只有一个朦胧的猜测。总之，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存在。
桃太郎的出生很奇特，他是从一只又大又好的桃子里跳到这个世界上的，成了一对贫苦老夫妇的掌上明珠，所以就把他叫做桃太郎。小家伙也真奇怪，吃一碗长一寸，吃两碗长两寸，很快就长成了一个又健壮又聪明的小伙子。
人小志大，桃太郎还是个小不点时就要去鬼岛讨伐恶鬼，老头老太拗不过他，只好为他准备了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缝制了袍褂，买了朴刀送他上路，还给他做了一面“日本第一桃太郎”的旗帜让他打着。一路上，桃太郎收罗了狗、山鸡、猴子作为随从，自己成了小将军。
到了鬼岛，一开始对方根本不把这帮小毛头放在眼里，可是真的一交手，恶鬼们就招架不住了，很快成为手下败将，桃太郎他们因为吃了全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打起仗来格外有劲。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鬼头是个黑脸的家伙，跪在地上向桃太郎求饶。从那大眼珠里巴达巴达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桃太郎说:“记住，从今以后不准你们为非作歹，倘不老实，决不再宽容！”黑鬼连忙说“不敢，不敢！”又叫小鬼崽们把金银财宝抬了出来，奉送给桃太郎，表示今后决不违命，这次是真诚投降。（引自《日本民间故事选》）
桃太郎就把财宝装上车，让狗、猴、山鸡拉着，凯旋归来，老头老太看见小子带回这么多财富，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深感欣慰，还嘉奖了他们。
――这就是古老的民间故事《桃太郎》里讲述的故事。日本人，从小就在这样的故事熏陶下长大成人。
如果说，流传深远的民间神话故事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暗示某种稳定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桃太郎意味着什么呢？
现实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日本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尤其这一百多年来在世界上不寻常的表现，是对这个故事最好的诠释。人们都记得，在日本军国主义泛滥的年代，日本的小学里，老师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老师举着又红又大的苹果，问孩子们，想吃这么好的苹果吗？孩子们说想，老师说，那么就到中国大陆去吧，那儿遍地都是。
正如内山完造在《中国人生活风景》一书里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桃太郎征伐鬼岛，带回金银财宝，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行径。他还将《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作了比较：玄奘法师带着猴、猪、龙三种动物去西天，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取经，发展精神文化，而桃太郎带着猴、山鸡和狗去鬼岛征伐，则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且，《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行程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交代得清清楚楚，玄装法师本人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桃太郎》里的故事纯属凭空想象，鬼岛更是子虚乌有，这表明日本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企图教化、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
桃太郎在日本的知名程度，犹如孙猴子在中国，根据这个故事写成的文学作品、卡通电影、漫画，多得车载斗量，活跃在少年儿童们的精神世界里；以桃太郎命名的酒屋、餐馆和商品，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总之，在日本人心目中，桃太郎是一位无可争议的英雄，他人小志大，勇于进取，征服了鬼岛，获得了财宝。这种大无畏的开拓奋斗精神早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人生信念。 这种信念，不妨就称作“桃太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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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桃太郎精神
桃太郎精神：尚武的民族[/FONT]​

尚武，无疑是“桃太郎精神”的基础。
尽管不少日本文人学者热衷于宣传日本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最温和的民族，并且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却丝毫也掩盖不了其好战嗜杀的一面。野蛮好斗，本来就是岛国人的特性，大名鼎鼎的武士道产生于东瀛，决不是偶然的。日本在近代史上的表现，更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自１９世纪末到“二战”败北的短短半个世纪里，日本挑起发动过3次规模巨大的对外战争，吞并朝鲜、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将版图整整扩大了一倍。由此可知日本的武功。
当年，丰臣秀吉受蒙军侵汉的刺激，雄心大发，打算举兵大陆，问鼎中原。在赖山阳的《日本外史》里，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的回信中，就这样写到：
“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有曰‘日光所临，莫不透澈，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住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这番豪言壮语，活脱脱表现了一介东瀛武士首领的勃勃野心，区区蕞尔岛国，敢对天朝上国的中华产生“是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如果没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岂敢出此大话？其实，早在公元7世纪，为争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就与中华帝国作过这种抗争，史称“白江口之战”。
说日本民族尚武，就跟说月亮是圆的一样，决不是对日本人的歪曲夸张。从种族生存竞争的角度考虑，尚武是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可贵素质，尤其对于一个小民族。戴季陶曾说：“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人们更应注意的，就是日本人尚武的特点，由此可以领会桃太郎精神的核心。
《桃太郎》故事里鬼头的反应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巴达巴达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对桃太郎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可见，对比自己厉害的对手，鬼头心甘情愿地认输。而桃太郎作为胜利者，理所当然地取走了手下败将的金银财宝。那么，要是双方对换一下，比方说被打败的是桃太郎，那么情形会如何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桃太郎一定会像鬼头一样趴下来，磕头求饶，就像60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样。
有趣的是，在日本的文学作品里经常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场面。记得十几年前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时，曾为片中一个细节思量不透：那个对漂亮寡妇（倍赏千惠子主演）一直抱垂涎之心的泼皮，眼看着自己心爱之人被一个外来的男人（高仓健主演）夺走，恶从胆边生，有一天趁着夜色，怀揣利器向外来男人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反挨一顿揍。第二天泼皮纠集一帮哥们前来，外来男人单枪匹马沉默地迎上前去，双方步步逼近，眼看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斗就要爆发，不料泼皮“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向男主人公叩头求饶，追随者也一起跪倒，求饶声响成一片。随后，泼皮起身，拿出好酒倒上，恭恭敬敬献上。于是，这个外来男人成了他们一伙的头领，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年轻貌美的寡妇。
类似那个泼皮的行为，本人也有幸见识过，那是在一家东京的“居酒屋”。 厨子石井对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平常就颐指气使，十二分地不耐烦。为了保住饭碗，大家敢怒不敢言，于是他就更加肆意无忌惮。小陈是他的下手，受气自然更多。有一次石井让小陈煮饺子，要他一个一个地下到锅里，小陈没听清楚，稀里哗啦将整包饺子倒进锅里，零星的热汤溅到了顶头上司的脸上。石井勃然大怒，一把揪住了小陈的衣领，顶到墙边，恶狠狠地骂他“马鹿野郎”（蠢货之意）。小陈自知有错，并不反抗，石井见好不收，威风更大，居然这样骂道：“你们中国人全是懒鬼。”这下激发了小陈血脉中的野性，他本来就学过点拳脚，一脚过去，把石井踢了个四脚朝天。我们想这下坏了，事情不好收场了。不料石井站起身拍拍围裙，不认识似地朝小陈盯了几秒钟，忙自己的活去了。第二天上班时，空气格外沉闷，我们担心厨子会有动作，小陈也做好了被辞退的思想准备。没想到石井见了小陈，竟破天荒第一次主动向他打招呼！弄得小陈不知所措。到了吃饭时，石井第一个询问的就是小陈，给他打的饭菜也特别多。由于这件事情，小陈在这家“居酒屋”的地位意外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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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桃太郎精神
桃太郎精神：佩利-日本的恩人[/FONT]​

奇妙的是，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对外关系史上也一再发生。
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有一座以佩利命名的公园，佩利何许人也？此公乃140多年前率领着强大的舰队屡屡来日本叩关、进行武力要挟的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也。公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当时的各种实物、文件和出版物，记录了黑船压境、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而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上面有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
在这座公园里，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如今几乎已经变成一种风俗性的民间节日。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表演节目中，入侵者被塑造成了英雄，而日本人自己却被处理成可笑滑稽的角色，他们身穿黑衣，蒙面蹦蹦跳跳，表现黑船来到之际那副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的大门、迫使日本签定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海军准将佩利，俨然成了英雄。
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生存逻辑，在我们看来，佩利当年仗着军事实力，对日本进行威胁，强迫日本开国，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行为。然而日本人却似乎不这么看，而是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后来的强大，同１８５３年此公的造访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有人还认为，佩利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恩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这样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回顾日本开国前后的历史，类似的事情有――
１８６２年，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商人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遭遇萨摩藩兵时，因不懂礼仪而被杀害。萨摩藩本是攘夷排外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好战强悍在日本也是闻名的。英国要求萨摩藩罚办元凶，并赔偿抚恤金，遭到拒绝后，派出远征舰队进行惩罚，炮击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领教了英国军舰强大炮火后，萨摩藩请求媾和，答应了英国一切赔偿条件，并准备购买英国的军舰。萨英之间的亲善关系从此开始。萨摩与英国从此建立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教授西学，学习富国强兵的知识。
１８６３年，长州藩执行天皇驱逐夷狄的敕令，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激怒了西方列强，为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组成联合舰队，仅用3天时间就把下关炮台全部轰毁，长州宣布投降，与各列强签定和约。这次炮击带来的结果与萨摩藩一模一样。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该事件时这样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突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战败后的日本人对曾是不共戴天仇敌的美国占领军态度的友好和殷勤，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此时，广岛和长崎上空令人恐怖的蘑菇云还未散尽呢。
这种友好和殷勤集中表现在对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恭维和崇拜上。据资料记载，将军抵日后才40天，日本的一家广播电台便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发表了近乎肉麻的吹捧，其中这样说道：“元帅的手放在艾克尔伯格中将的肩上，威严中透着镇定自若和信心，同时又洋溢着一种并无城府的亲切和诚恳之情。元帅的轻松态度使看惯了威风凛凛的日本将军的我们感到惊异和无限的羡慕。似乎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美国打赢了！’并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这样的人物作为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对于日本的将来不是很幸福吗？”
更有甚者，还有人将麦克阿瑟抬到“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帅”的高度来吹捧。与此呼应，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以麦克阿瑟的大名命名的街道和剧场，小学生也以戴“麦克阿瑟帽”为光荣，日本人后来还为他立了“显彰碑”，甚至还准备为他筹建纪念馆等等。麦克阿瑟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强大实力的象征，再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风度上的魅力，在日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褒奖。无奈此公偏偏不吃马屁，对日本人的恭维并不在意，还说了伤日本人自尊心的话，他曾说在精神年龄上“日本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死要面子的日本人当然受不了，筹建纪念馆一事遂告吹。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里对战败后的日本对美国态度的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作了精辟分析，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占领日本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坐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们在那里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的地方官员彬彬有礼的接待，从未发生过一次报复事件。美国的军用吉普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在路旁高喊“Ｈｅｌｌｏ”和“Ｇｏｏｄ-ｂｙｅ”，母亲们把着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手。作者于是感慨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让我们把视线投得更远一些，看看一千三百年前那场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吧。
公元６６３年，爆发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当时，大唐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双方在半岛上展开了正面冲突，日本调动27,000军队前往半岛，加上百济军队5000人，与大唐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交手的结果是，日本百济联军大败，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丢了性命。日本史书上这样记载：“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舢舻不得回旋。”关于这场战争，中国史书也有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依实力，处于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大唐正处强盛的巅峰，日本则刚刚开始学习中国，自然不是对手。这场战争显然给了日本极其深刻的教训，于是，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象，日唐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疏远，反而往来更加密切。这从两件事情上充分反映出来：６６５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６６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王朝在半岛上的彻底胜利。需要说明的是，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本是大陆的藩属国，高句丽本来是日本在半岛上与大唐抗衡的潜在盟友，它的消灭对日本来说很不利，日本对此保持沉默也罢了，反而还要遣使庆贺，最有力地说明了日本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种反应与一千多年后的情形同出一辙。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促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僧），日本进入了全面吸收引进唐代文物制度的时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也先进得多的光辉灿烂的大唐文明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像它战败后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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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桃太郎精神
桃太郎精神：强者崇拜[/FONT]​

崇拜强者，本来无可非议，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本，也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日本民族自强不息的表现，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正是得力于这种精神。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够赢得世人的喜爱与信任，反而引起普遍的反感和警觉，这是为什么？
原来，这个桃太郎，骨子里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小家子气和阴暗心理。它长着两张脸，你比它强大的时候，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了，翅膀长硬了，就收起那张谦恭的脸，换上另一张不耐烦的脸，要和你分庭抗礼了；等到你实力不如他了，那就对不起，请你靠边站吧，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那时，它是一脸的傲慢和杀气。日本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历史。
想当年中华帝国强盛的时候，日本谦恭有加，先后十八次派出留学生（僧）到中国，从中国引进了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习俗的全部文化，甚至连语言文字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等把这一切都学到了手，就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到了近代更是翻脸不认人，仿效西方列强欺负起中国来；而且，比起西方列强来，日本显得更加凶恶和贪婪。
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是，在１９世纪中叶，日本尚处在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之中，其“尊王攘夷”的激情中已经潜伏着对外扩张的因子，幕末维新志士、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１８５５年在狱中撰文，提出这样的设想――
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中国东北。
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这种被欧西方列强欺负后，转而欺负更衰弱的中国、朝鲜的主张，是一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理念，此后日本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理念发展的。被尊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家福泽谕吉，后来将这种理念概括为“脱亚入欧”，在１８８５年３月１６日《时事新报》上明确地宣示：
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日本对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模仿何其迅速！仿佛其精神里天生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子，说来也奇怪，中国人费了几十年的周折、遭受了无数教训才认识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日本人一开始就心领神会，并且付诸实现。
然而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却没有西方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决定了日本人一方面崇拜强者，一方面却是恃强凌弱，决定了日本欺负起中国、朝鲜来，比起西方列强更加凶恶和贪婪，而且更加不讲规矩。后起的日本胃口格外大，不只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还想在军事上灭掉中国，把中国并入自家的版图，把中国人变成大日本帝国的三等公民。
正因为如此，这个后起的强者面对战败的对手，才显得如此的残暴无情，而使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们瞠目结舌。回顾一下甲午战争时日军攻占旅顺时的兽行和40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就可以知道这一切。著名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40年之后的南京大屠杀，活脱脱就是这场暴行的放大。其实他们不只是对中国人如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这样评价日本人：“他们在１９４２年２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三年半的恐怖和物质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恃强凌弱的自私性格，决定了日本对于邻国不存真正帮助之心，只有防范扼杀之意。想当年，中日两国同处西方列强的逼迫之下，经过明治维新率先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在羽毛尚未全丰的情况下，不惜孤注一掷，重创大清，夺取台湾，索巨额赔款，大清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之后中国变革之风兴起，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关注。日本当局对中国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左右逢源，为我所用，一些民间团体和仁人志士表面上热心支持中国革命，同时又暗中监视、阻挠、破坏。可见，他们并不希望中国革命真的成功，中国真的强大起来。明治维新的元老、军阀山县有朋针对辛亥革命说的一番话，最能代表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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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桃太郎精神
桃太郎精神：日本人的两副面孔[/FONT]​

骨子里的小气和自私，决定了日本永远成不了真正强者，而是一个跛脚的矬个巨人。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精辟地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了手，并且转化成为自己文明时，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蔑视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卑感于是就为优越感代替，“日本人向外学习每次都转向对抗。”而优越感的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位亲日色彩较浓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
１９８９年，日本出了一本轰动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是日本鹰派政客石原慎太郎和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此书是冲日本的保护者美国去的，书的副标题就叫“新日美关系的对策”。全书从十一个方面纵论日美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书中猛烈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根植于人种偏见”的经济贸易政策，鼓动日本人应当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承担起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作者得意地指出：日本已经具备足以与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实力，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已经超过美国和苏联，对未来的战争握有举足轻重的杀手锏：在美苏的武器库中，无论中程导弹还是洲际导弹，保障武器精确度的，是一种小型的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的支柱――１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只有管理水平极先进的日本能够生产。因此，不管两个超级大国如何扩充军备，只要日本停止出售这种半导体尖端部件，他们只能一筹莫展。如果日本把半导体只卖给其中的一方，那么，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失衡，因此，高科技越是发展，美苏越不足惧。美国对日本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尖端技术抱有危机感，表明军事上所需要的核心工艺已经掌握在日本手里。书中反复强调，日本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日本能够有这种看法，而不应该再跟着美国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充当传声筒，必要时，就坚决地对它说“不”。
其实，早在此书出版之前，日本国内已经涌动着对美国说“不”的冲动，１９８２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写二战历史的科幻历史小说《美国本土决战》（桧山良昭著），以此为契机，冒出一大批类似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荒卷义雄《绀碧舰队》（１９９０年），所编造的故事是，联合舰队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带着太平洋战争记忆在另一个世界转生，于“照和”十六年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重新开战，日军凭借最先进的武器，所向披靡，占领了夏威夷、巴拿马运河、中国东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统计，从事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写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经有15位，改写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近30个系列，发行量总计1000万册以上，并且向电视卡通、录像、电子玩具发展，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从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在日本的泛滥中，人们不难看出一种代偿心理，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东西在提醒他们：日本没有被打败，它将是最终的胜者，这是一种不服输的心理。而这种不服输心理，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消灭对方、奴役对方的基础之上。因此，只要实力赶上或者超过了对方，在合适的气候下，日本就会撕破脸皮，向昔日的胜者发起挑战。
日本人的这种“周期性摆动”，归根结底来源于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岛国严峻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日本人看重实利；岛国狭窄的空间，培养不出普遍的、平等的思想，超越国界的人道精神。因此，日本尽可以在科学上、技术上出色地模仿西方国家，却永远学不来一点西方人的自由平等精神。 令人生畏的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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