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毕业于成都成华大学（其前身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即如今的西南财经大学），曾是成都牛市口中学数学组组长，业务骨干。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为地主，走的是“白专”道路，学校里的一位女友又站出来揭发她的“罪行”，她难以承受种种的屈辱和诬蔑便回到了老家。后来，领导把在老家“躲避”的她叫回来，让她写交待材料。姨妈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担惊受怕的她不动声色地处理好自己的善后事宜之后，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门后上吊自杀，那一年她五十岁。
那间单身宿舍是她的家，也曾经是我的家，我对童年的记忆也是从到成都开始的，那里餐馆里的酒、街头背篓里的榨菜、和别在胸前又常常丢失的小花手绢，成了我心中珍藏的美好记忆……
由于姨妈结婚后不久便离异（从此也未再婚），1963年，母亲又将分娩，父母便把六岁的我过继给了她。一年多以后，我染上了肺病，在成都怎么也治不好，父母把我接回重庆治病。这时，家里除哥哥以外又添了一个弟弟，我成了父亲四个兄弟中唯一的女孩，“掌上明珠”也就没有了再回成都的可能，由此也就铸成了我一生的悔恨和愧疚……
1970年，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母亲突然回到家里，又独自一人匆忙地赶上成都。她不仅没带我去，回来后来也没有告诉我去的原因。母亲的行为让我感到非常的蹊跷和不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12岁的我想方设法地寻找着蛛丝马迹。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她简略的笔记，知道了所发生的不幸。
我没有亲眼看到姨妈那悲剧性的一幕，就我幼小的心灵来说，是一种幸运。命运和母亲给了我始终的保护，让我远离了刺激和阴影。
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心里的深处，总有着一种对姨妈的愧疚和对自己的责难：如果当初父母不把我要回来，姨妈还有6岁的我作为寄托、牵挂和责任，她就不会这样忍心轻易舍弃幼小的我，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天生活泼、野性，姨妈总是表现出对我的极大尊重和宽容，从不记得她打骂过我。当我有了自己的女儿，当我有机会思索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家庭教育方式的关系之时，越发感激姨妈所给与我的一切，也越发感到姨妈的可敬与可贵。
姨妈带着一腔的冤屈走了，让我永永远远地失去了对她的理解、感谢和当面向她表示孝敬及爱的可能（醒事较晚的我大概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表示）。她的离去在我的内心留下了行将伴随一生的伤痛和遗憾。
2003年，在漂泊了许多年之后，步入中年的我，第一次回到原“成都牛市口中学”寻找儿时的踪迹和姨妈的音容笑貌，找到当年的叔叔阿姨，了解过去的事情，痛悼姨妈的英年早逝。
姨妈的自杀，是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那种极为非常又极为疯狂时代的一个缩影。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他的 《自杀论》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
在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两次集中性的自杀，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再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集中性自杀，属于杜尔凯姆所说的第三种自杀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
这些自杀者的数量数不胜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老舍、邓拓、闻捷、范长江、李立三、罗广斌、杨朔......
在这群自杀者的队伍中，还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三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们大多以中年人为主，年富力强，正值事业的高峰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是绝对相似的，即：重生轻死。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
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差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
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又不惜以死抗争。屈原眼见楚国被昏君和奸佞之臣统治，救国无望，又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于是自沉汨罗。刘安不满汉武帝独断专行，又不愿受辱，愤而自杀……
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思想是促使他们走向自杀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与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有些人身上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他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愿”“文革”时期，老舍、闻捷、邓拓等一批知识分子的自杀，一方面是对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
这种自杀现象的出现，说明那一时期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也证明了人们生存权利从根本上就没有保障。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团体性的文化，过分地讲究服从，从而扼杀了个人意志。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便是强调“无我”――即压抑或消灭自我。严重的缺乏平等、民主的意识，更缺乏法制的制约和保障。
读书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途径，读书――尤其是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人文观念，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最好的开启方式。
获取了自我的人往往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与尊重，同时也希望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尊重……
这种来自于西方的哲学和人文关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甚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人来说，这样的冲突在内心就显得更加的尖锐。
当这些思想越来越强大，便会对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思想造成一种动摇和否定的心理。传统观念的当权者一旦看到了这些与他们相左的思想“威胁”着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为了他们惯性的思维和利益，就会采取“残忍”的手段，表达出自己对于文化的一成不变的理解。
这时，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便产生了遭遇战，最后强势文化革了弱势文化的命。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早在150年前就极具前瞻性地看到：“现在的政府缺点是过分要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想叫社会去适应人。”
作家往往是人类的洞察者和先知，好的体制是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的体制。巴尔扎克看到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谁重谁轻，强调了其对人权和人性的尊重。
从根本上来说，尊重个人意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封建专制国家的主流思想。
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与此相关的法律的设置和健全，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和保障。
纵观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没有政治性的组织，只有单纯、平等的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相互协作和依靠。
进入了奴隶社会直至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人们产生了财产、权利和地位的意识，为了自身更大利益的取得，许多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剥夺别人的财产、权利、地位甚至尊严。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前提下，这是一种并不平等的竞争，种族、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地理环境…….形成了种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制约因素。
当世界进入后封建专制时期，当温饱的解决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人们便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需要尊严，需要挖掘出自己内在的潜力，充分地表达出自己……这时人们因压抑的觉醒就成为了必然，随之也就产生了为尊严和人权而必须的呐喊和抗争。
但为理想和真理的抗争从来都不是一场风花雪月。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新旧观念的更替，往往会付出血的代价。为了这个更人道更合理的生存环境的实现，许许多多人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新生儿出世前的阵痛，是向真理的祭坛献出的腔腔热血……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和进步所必需做出的牺牲。
教训是血淋淋的，也是惨痛的，他们的血让我们警醒和深思。人类必须为自己文化的滞后和非人道、非人性化的一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先行者的血不会白流。除了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之外，我们要做的还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