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不说找工作的艰难和翘首以待，说说走向正轨以后的事情。
我先在一家工厂的工程部做机械制图员。工作还好说，全世界统一的软件，各种参考图，照猫画虎就是。当然没这么容易，而和我所不知的人比起来，没有感情的图纸实在是简单之至。
都说入乡要随俗。而约定俗成的东西，谁会没事挂在嘴边？比如，你吃面条时，如果不呼噜呼噜的，能吃得香吗？你用筷子时，想过他们能左右分开用吗？听到山响的擤鼻涕声，你是否觉得无所谓？你能接受老板跪在你的计算机前向你交待任务吗？
这些，都是我在这个工厂里的所见，所闻，或所被问到的。
初入他乡的我，先亦步亦趋地学人说话，上班时说“早”，回家前说“祝你一天快乐”。
记人名，是记性不好的我必须旁征博引的。原来，男的不光都叫约翰彼德，女的也不光都是玛丽珍妮。我的邻座是个印度女孩，叫Raj，别人称呼她为疹子（Rash）；有个埃及老工程师叫唠叨（Naggy）；还有个漂亮大姐叫Cassidy，我只有想起蛀牙（Cavity），才能叫得出她。
名字还好办，一个人就那么一个，死记几次就记住了，难过的是开玩笑时。别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那种笑傻呵呵的，因为对笑的内涵摸不着头脑。但我却把这种傻笑时常挂在脸上了。
印象深刻的一次，印度女孩“疹子”Raj请教埃及工程师“唠叨”Naggy技术问题。“唠叨”坐在“疹子”的座位上，在计算机屏幕上详细讲解，然后叫“疹子”到他的座位上拿工程手册。就在这时，漂亮大姐“蛀牙”Cassidy走过“疹子”的座位，见到“唠叨” 坐在那儿，故作惊讶地夸张着表情说：“噢！‘疹子’，你怎么变得像男人一样丑了，还长出了胡子？”“唠叨”模仿“疹子”的腔调，细声细气地说：“我就是个男人呀。”左邻右舍哄堂大笑。那次我算是弄懂了，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所谓公司文化，还没到齐家治国，人际关系那深度。就是这些细节，就够我努力学习一阵的。
中午在餐厅吃饭，是我学习的最佳时间。我不仅记住了人名，而且知道了谁是属于哪个小群体的。也许同是“外乡人”，我和多是来自主义国家的人们凑在一起，想着和他们也许能有些共同语言。波兰大姐婉转问我是不是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Are you a ESL guy?）我以为她问我是不是上过ESL英语班，随口说：“是的，我还在5级呢。”波兰大姐好像明白我误解了她的意思，礼貌地说：“噢，你是5级的，难怪英语说得好。”那意思，很久后我才能品出来：英语再好，也是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和她们果然有了些共同语言。波兰大姐用她浓重的乡音描述一张“告诉你能买多少食用油的”小纸条，乌克兰大妈说起早年她去莫斯科出差，要出示***员的证件才能住上旅馆，土生的加拿大人听得目瞪口呆，而我却心领神会地随声附和。我曾经背诵了马克思《***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里那句著名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竟赢得几个曾是无产者的鼓掌。十几年偶尔看到的英文版***宣言，我只看懂了这句话，说多了就露馅了。
别人早已远离了从前的环境，但不乏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她们赞美自己的新国家，新小家，对后花园自己种的仨瓜俩枣充满得意。这也使我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
与这些早我来加拿大的大姐们越聊越近乎，使我对别的文化有了初识，对我刚落脚的新国家也开始了一知半解。没啥见识的我，能做到和同事们扯扯闲话，就觉得不简单了。
后来，我无奈离开了那个给了我无数第一份加拿大经验的工厂，投奔到一家小小的夫妻店工程公司里。我在这里待了四年，由浅入深体会到，公司虽小，五脏俱全。就是说，林子再小，也是什么鸟都有。好在好人居多。瑞查德，雅森牛，都是相处不错的同事，大小老板也是表面温和。在这个男人聚集的地方，少了女人的话题，和老板娘聊聊，心情愉快得很。
来公司不久，我那一点点加拿大经验就派上了用场。一天，瑞查德帮我装他设计的小软件。他说，这个软件使他掉了多半头发，而且软件是保密的，只能他为别人安装。全公司的人装了他的软件后，都感觉干活事半功倍，老板正在默许给他嘉奖。
我随着瑞查德的唠叨“欧耶欧耶”地附和着，边看着他显山露水的谢顶头发。瑞查德也许不想让我过多看到他的秘密，说：“白提，你要是想工作，就上我的机器上干活吧。我需要些时间装这个软件。”
我对瑞查德的秘密不感兴趣，就到他的计算机上，找出联网系统里我正在画的图，闷头干活了。不久，工间休息外出抽烟的雅森牛回来，见我和瑞查德互换了座位，似曾相识地对瑞查德说：“白提，你怎么看起来变丑了，而且头发都快掉光了！”我听着耳熟，在瑞查德的座位上活学活用地说：“是啊，可瑞查德却长出了一头漂亮的长发！” 瑞查德在我的位子上，咧着嘴兴奋地说：“白提，我太爱听这句话了！”
也许就是这句话，奠定了我被瑞查德认为是 “自己人”。他不仅在技术上给了我许多宝贵帮助，而且和我说些养狗，避税，滑雪之类的闲白，我不懂装懂地哼哼哈哈。渐渐地，竟真懂了点儿。
雅森牛（Arsenio）长得眼睛比我大点，皮肤比我黑点，不做表情时看着是黄种人的坯子，说话像播音员一样好听。他是生于加拿大的菲律宾人。对于母国，就像我对山东老家一样，除了地名，没别的概念。唯一一点东方文化，是知道自己是属牛的，他十分喜欢我给他写的他的名字“雅森牛”这三个中国字，和它们的意思：优雅的森林里的牛。他未婚，女朋友一茬一茬地换，经常出入声色场所。我刚来，就觉得他对女人有种特有的殷勤。他算得上公司的元老，我借机问他技术问题时，也利用异性相吸的特点，曲里拐弯地问些公司其他人的底细。雅森牛不怎么说别人的坏话，但从言谈中流露出，小心那个不爱笑的肯尼。
肯尼是个工程师，他的姓奔斯（Burns）让我想起了英国小说《简爱》（Jane Eyre）里，简爱在孤儿院时那个可怜的小朋友海伦奔斯（Helen Burns ）。我料定肯尼是英国人后裔，但面对他总是皱着眉头的脸，我没有胆量和他拉家常。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真难相处。
有时大家讨论工作问题时，肯尼不断说些我能听懂的脏话。他老婆在大学里教书。我有一次听他和别人聊天，说他老婆的一些中国学生，在加拿大生了孩子，却要送回中国祖父母家。肯尼见我在旁边，也不避嫌，说中国人真难让人理解。他的言论让我极不舒服，却不知如何反驳。
第一次和肯尼工作配合，就觉出尴尬。那次，他来到我的桌前，告诉我他刚才忘了交代的事情，想要支笔圈点一下。我的笔筒里没有红笔，找了支铅笔给他。我想幽默一下，英语说的是：“I keep losting my red pens.”（我总是丢红笔）。马上意识到我的超低级语法错误。他用一种傻子都能看出来的鄙夷语气说：“英语里我们从来不说losting。”我心里想：有意思吗，拿我的弱项比你的强项。嘴里说：“你明白就行了。别指望我的英语说得和你一样好。”（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expect I speak English as perfect as you.）心里松口气：这回好在没语法错误，又稍稍讽刺了他一下。
肯尼可能是个人比较聪明的人，却错误地认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聪明。就是说，他对交待给我的工作，有时弄得我似懂非懂。
碰巧那天晚些时候他去施工现场了，我只有不理解的也执行，画出了将信将疑的图。第二天交给肯尼之前，我先说丑话：“我有很多问题，昨天没有机会问你。你愿意先看图，还是我先问你问题呢？”他一言不发，拿起图纸匆匆过目。聪明的他立刻找出了很多问题，圈圈点点，都是我要问的。然后皱着眉头说：“很不幸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这张图纸急等着要，我让雅森牛去修改吧。”噎得我哑口无言，眼泪差点在他面前掉下来。
回到座位上，我恨恨地想：是不是对中国人的印象先入为主，我说话时又犯过低级语法错误，使他把我定位成了没文化，难以理解，又笨的人。他这样，再聪明，也总是打工的。
也许是我的长吁短叹打扰了邻座的雅森牛，他探过身，声音优雅地说：“白提，你安静得让我听得见你的思想，是不是刚才受折磨了？”我指了指雅森牛计算机屏幕上的图，点点头，又摇摇头。雅森牛说：“别难过。我知道有人不好伺候。”为了自找台阶，我望着窗外那一点冬日残阳，突然问雅森牛：“嗨，你说你去过北方，见过极光吗？” 雅森牛立即兴奋起来，给我讲起了那美轮美奂的自然现象，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温暖。
我很长时间里都记得那个冬日的余晖。自己的心情自己不调整，能指望谁来拯救呢。自己快乐了，会把快乐也传给别人。
几天后，来了一个别的公司的工作合作的巴西女孩，暂时成了雅森牛的另一个邻座。她青春活力，英语说得显然像在加拿大长大的。没几天，雅森牛就与她嘻嘻哈哈打得火热，再也不怎么理会笨嘴拙舌的我了。
不知我这学来的英语，学来的说话待人方式，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考验，才能达到和人吹吹拍拍的程度。
老板娘倒一向对我友善。婆婆妈妈的话题我们俩一拍即合。她不懂技术，却精通公关，非常能调节别人的情绪，经常找些借口招呼大伙在星期五中午出去措一顿。费用各掏各的，大家不知不觉联络了感情。我也渐渐被多数人认可，觉得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了。
一次，大家在昏暗的小餐馆里吃吃喝喝时，肯尼不断抱怨施工人员，说他们把他设计的一个大管上接出的小短管的位置搞错了。这种小短管，英语叫“管奶头”（pipe nipple）。肯尼张口闭口奶头奶头的，我觉得：他又来劲了。老板娘为缓解气氛，佯装不悦说：“肯尼，不要工作太努力了，而且我不喜欢听奶头这个词。”我被大家的酒气熏得极想哗众取宠一下，接茬说：“这是有用的东西，而且位置很重要，尤其在女人身上时。”（This is useful, and the position is definitely important, especially on a female’s body.）大家果然嘎嘎笑得像些鸭子。老板娘拍着我的肩膀说：“白提啊，你在我们资本主义制度里变得堕落了。”我说：“在你的资本家的领导下，我会继续堕落下去的。”（I’ll be more corrup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our capitalist.）顺便看一眼一旁笑眯眯的老板。显然，他很爱听“资本家”这个词。
按说，在工作上，我多和计算机打交道，用母语来拍马屁都不曾是强项，更没有向上爬的本事。然而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在任何一种文化里，做人都是很重要的。会做人，不是说要圆滑，懂了些语言，懂了些文化之后，是要懂事。这使我受益的，不仅是技术上。开始我并无意识，有过对比，才觉珍贵。
第一次是我在工作中的失误。一次，我打印出图来交给老板，他看了几眼，说：“你确定这是你刚完成的吗？”我仔细一看，这是几小时前的图，查看计算机里的存盘时间，显然我误删除了那张刚刚画好的。我脑子来不及嗡的一声，面带微笑底气不足地说：“对不起，我想我犯了个非常愚蠢的错误，把刚画的图删了。你能允许我花点时间修复吗？” 抬手不打笑脸人，中国的老话早就说了这点。老板虽面露不悦，也只有顺坡下驴说：“没关系，谁都会犯错误的。” 还提醒我查看备份文件。谢天谢地，我“捞”回了那张图，没有重蹈覆辙几个小时。吓了我一身汗，好在，以后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
不久，公司里招来了个中国同胞陈先生。
陈先生说，他的管道工程师职业，一直使用ISO国际标准，工作经验是接着轨的，来加拿大不久就找到了“对口”工作。但是好像在哪儿也待不长，总做合同工。
陈先生戏说自己是书呆子，在中国时，爱干活，少说话。改说英语了，可能怕言多语失，话就更少。他专业术语没有说错写错的，而“日常用语”，让我看着都替他着急。他有时对老板“你今天好吗”的问候竟慌里慌张不知如何作答。初来乍到，对哪里领文具，上班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问我，而不去问老板娘。多好的交流机会啊。
老板对我暗自说起他：“陈太安静了，他可能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我很想借机帮衬一下同胞，说：“他和我说中国话聊天时，是很幽默的。”
后来，我的小公司运行情况急转直下，有人跳槽，有人被解雇。善于拉拢人心的老板娘为每个将离去人举行午餐欢送会，说欢迎回来造访之类的客气话。我难过的是，瑞查德和雅森牛都要离开了；庆幸的是，我在这里倒相对稳定快成了元老。我知道，这与我从未主动要求涨工资，干活多快好省有关，更与我买老板娘儿媳妇的雅芳（Avon）直销产品，经常问候老板娘的女儿在大学里怎么样了，请教老板家庭里应装多大容量的空调有关。当你使别人觉得他很强大时，你是能得到好处的。我现在时常想起母亲的这些谆谆教导。以后，我也要把这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教给女儿们。只是，怕是得用英语解释中文俗语了。我还得查查字典。
肯尼也要跳槽了。最后一天他用作假期，老板娘还没来得及给他开欢送会，他就一声不响地消失了。老板娘对我说：“以后再没有人折磨你了。”（No one will bug you anymore.）
雅森牛临走前，终于说了一句肯尼的坏话：“He is a nuisance.”
而对陈先生，老板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雇了他。这让我一激灵。看来，为了继续待下去，我不仅干活要精着点，还得继续和老板一家套近乎。当然，利益当先时，资本家不会因为你会拍马屁就万分挽留你。但能选择留与不留时，谁不喜欢“懂事”的，和“省油”的？
我本性上原是个拘谨害羞的人，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硬着头皮与大家打成一片，现在仍在不断适应中。我相信，性格比我好的人更能做到这点。
我并不主张要丢掉传统。说句大话，有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又现学现卖着同样深邃的西方文化，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