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施义普・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艾奥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刚取得艾奥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不久的北大毕业生卢刚，在射杀了五人，重伤一人（致终身瘫痪）后，举枪自尽，造成了轰动中美两国的杀人悲剧。
　　被卢刚杀害的五位死者均为卢刚认为与他作对，或代表制度与他作对的人。这其中包括与他同样来自中国的同胞山林华，他的两位博士指导教授，物理系主任，和校务主管副校长。卢刚认为，山林华是小人，背后在他的两位导师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那里说他的坏话，是与他竞争的敌手，使他背运的人，也是“偷走”了他应该得的论文奖的人。两个导师则是学阀学霸，故意与他过不去，又压制他而独“宠”山林华的人。系主任和副校长则是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者。这场谋杀，卢刚至少谋划了三个月以上。作案的细节，他也是详细地思考、计划、甚至演练过的。他确认了作案时他要杀害的对象都在场或在附近，他在杀人时十分冷静，并放过了在场的其他人（除一人给他杀人造成了麻烦，被他打成重伤之外）。所以，卢刚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冷血谋杀，是永远不可原谅的。
　　卢刚作为名校毕业、年纪轻轻即取得博士学位的“天之骄子”，犯下如此罪行，并随即自杀，不能不令人长久地扼腕叹息，更不能不让作为同胞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思。回想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如下几点教训值得注意和讨论。
　　第一，学会依靠体制和尊重体制来解决问题。卢刚对评奖的事件不满，通过学校渠道向上反映、并试图通过发匿名信的方式广造社会舆论，本来是在寻求依靠现有的体制来解决问题。但他没能坚持到底，受了挫折，就迁怒于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直和正义的化身。当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不一致时，就认为别人是狼狈为奸与他作对，对体制和程序失望。如果一个体制只保护原告人的权利，而不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那这个体制就是错误的，失败的。校方经过调查，不站在卢刚一方，那卢刚就应该考虑再向更高一级的机构申诉。如果这个调查结论是最终结论，如同仲裁的结论，那卢刚就应该接受这个结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要对体制有这样的信心。如果对一个体制或程序或规定不满，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它。这也是很正常的。如同各级立法机构的提案成千上万，每一项背后都有至少一个苦主。改变不了的，就要学会去适应。如同大多数提案都不能通过成为法律，人们都接受现实，或继续努力去推动自己支持的提案，而没有去闹事或打砸抢烧杀一样。动用私刑，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的。
　　第二，学会如何与别人竞争，包括与同胞竞争。有一些人在与人竞争上心态不够成熟。竞争的目的并不是我上你下，我要踩着你往上走，而是激发活力，让成效最大。如果竞争的目标是一项奖项，应该把评判权交给权威，也要尊重权威的选择，而不是固执己见。如果自己不得奖，也应该高兴，毕竟自己通过竞争的过程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有些人喜欢把竞争对手当做敌人，而不能当做朋友，结果导致自己疑神疑鬼，心理也变得阴暗。
　　更有些人你与他的距离越近，他就越觉得你的能力水平不如他，这里也包括对待自己的同胞。很多时候是某些人的心理障碍、甚至凭空想像。如同卢刚对待他与他的两个导师的学术争议，对待山林华与他的关系。他们与他关系近，卢刚要么认为他们水平不行，要么认为他们人品有问题，背后捣他的鬼，故意给他难堪。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一个人真的对自己评价高，他也会对自己周围的人评价高，所谓“近朱者赤”。如果你总是认为自己不幸地与“墨”为伍，倒是应当照照镜子了。正确的竞争心态是别人好，自己试图做得更好，如果别人做得更好，或者更受其他人欣赏，自己应当以宽容的心情承认和接受。对于同是“天之骄子”的同胞，就更应该认识、尊重、欣赏、甚至推崇他们的能力。自己看自己人总不顺眼，是一种自损的“自我歧视”。自己总把自己越熟悉的人越看低，则是心胸狭隘，缺乏自信的表现，并且人为地破坏了自己生活或工作环境的和谐关系，造成自己与他人关系紧张。
　　第三，学会接受失败。卢刚杀人的一个原因是他找工作的挫折。在同时毕业的同学都已经找到教职或博士后的情况下，卢刚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失去了信心，陷入了自己用极端自负和极度缺乏自信编织的罗网难以自拔。他并不把这当做是暂时的挫折，而当做是个人永久的失败。事实证明，就业市场有它的周期性，对个人来说，找到工作也有偶然性。如果卢刚能够再等一年左右，待美国就业市场转好，也许他就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更何况满意的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即使真的靠自己的专业无法谋到职位，也可以适应社会，寻找社会挑选自己做的工作。更不用说卢刚已经取得了打工卡。可是卢刚无法接受他找不到工作的事实，无法面对自己找工作的失败，迁怒于他人，只纠缠于自己目前的处境和身边的几个人，犯下了损人而且害己的罪行。如果卢刚当时能够冷静地接受这暂时的失败，想办法寻求变通，把目光放远，柳暗花明般的豁然开朗对他这个“天之骄子”，也许并不遥远。
　　十五年过去了，卢刚杀人悲剧留下的是包括凶手本人家庭在内的六个破碎的家庭，一个永久瘫痪的病人。在有宽容传统的美国，作为人的卢刚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宽恕，但他的杀人行为，永远不会被人们原凉，是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恶行。 　　死者长眠于地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愿活着的人在心灵里得享平安，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能够善始善终。

此事最近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了,名字好象叫<<暗物质>>.主演是刘烨和mel strip,偶不知道有没有把影后的名字拼错,大汗呀

大疯狗 说:

此事最近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了,名字好象叫<<暗物质>>.主演是刘烨和mel strip,偶不知道有没有把影后的名字拼错,大汗呀

点击展开...

哦.美国人拍出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关注.

哇, 拍电影了? 刘烨演吗? 觉得好象很恐怖似的捏....... 是不是史蒂芬金的那种风格? 大汗ing....

很难想象在现场幸存的那些人啊, 一辈子估计都忘不了那场景, 太恐怖了耶

大疯狗 说:

此事最近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了,名字好象叫<<暗物质>>.主演是刘烨和mel strip,偶不知道有没有把影后的名字拼错,大汗呀

点击展开...

MEL STREEP

一声叹息

受害者的亲属给卢刚家人的信

　　在遭枪击后的第二天(1991年11月4日)，安妮(T.Anne Cleary)在医院不治身亡。她的家人当天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给卢刚的家人们：

　　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

　　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戴她。当我们从各地赶来衣阿华时，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的美好的记忆和她为人们所作的一切。

　　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真诚的弗兰克、麦可和保罗

泪下!

介绍安妮.克黎利(T.Anne Cleary) 的文章

我所知道的山林华和克黎利

一原

　　我也是衣阿华大学的学生，在被卢刚杀害的六人中，有两位是我所熟识的。他们是山林华和副校长克黎利。我一直想，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些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些善良的热爱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华住在同一幢学生家庭公寓大约有三年，开始时虽是认识，但只是点头之交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学会改选，山林华卸任。他来找我让我接他当同学会会长，从这时起我们有较多的接触。

　　以我的年纪来看他，他还只是个孩子，实际上他确是童心未泯。他可以和我当时才八岁的儿子一起玩“任天堂”（电子游戏机）而玩得大呼大喊，得意忘形。有时在电子游戏机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难题，他会“不耻下问”地打电话来我家，找我儿子“请教几个关于‘任天堂’的技术问题。”他是一个极诚实的人，见了面未说话，先就露出娃娃般的笑容。说话轻声慢气，与他在足球场上以他瘦弱的身体去抗击合理冲撞的勇猛很不相称。

　　他似乎并不像《万圣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不愿谈论自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年我找到工作离开爱城前两天，看他在地里忙活，他种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我说：“小山子，庄稼种得不错嘛。”他笑著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出国前一天还在地里帮我爸爸干活呢。”

　　他是一个做事极负责的人。我当选了八九年的同学会长后，常为同学会的事与他商量。并戏称他是我的“中顾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学生会的活动不但多、频繁，而且规模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当选的同学会干部中有几位对活动参与不多，所以活动的组织和进行全靠一些同学自愿的帮忙，小山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几次活动，我都请他统筹车辆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学家特有的准确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最后自己开车“收容”没赶上的，成了活动的“殿后大将军”。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碌的时刻，对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我的博士毕业考正安排在六月十五日前后，可我根本没时间复习。焦头烂额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只能向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任会长十天，让我把毕业考应付了。他毫无二话地答应了。在那以后的十天中，他代我处理同学会各方面的事务。待我考完以后，他才“还政”于我，让我一直觉得我欠了他一个很大的人情来不及回报。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毕业典礼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是从德州赶回去参加典礼的。几个月没见面，大家觉得分外亲切，我和他一直轻声地谈各自的工作，对物理学，我是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干得很出色。已经有好像不止一所学校聘了他。他打算再干一阵“博士后”就应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为他高兴。如今我拿出在毕业典礼上所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边，脸上挂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真是十分痛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和亲爱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枪击事件之后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基督徒。将来在我们天上的家里，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想，我可以称安妮・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除了这一层师生关系，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的往来，我和其他学生都称他安妮。我头一次遇见安妮是在八六年感恩节在我指导老师家的国际学生举行的感恩节晚会上。这是安妮和我老师十年来保持的一个传统，每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她们两人轮流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我们这些远离家人的国际学生们。

　　她出生在中国，对中国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见后，她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八五年去上海找寻她再其中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经历。虽然她很遗憾没能找到，可是对上海市民的热心和乐于助人赞不绝口。八七年（或八八年）她和我老师再次去中国，代表爱荷华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签定学校交流的计划。并在国内举办多次学术讲座。从中国回来时，她带了一大包中国高考的物理、化学和数学考题，并让我找人把它译成英文。她的中国同行们认为选择题不能测出学生深水平的学习的思维。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测量专家，她决定做一套例题给他们。她说：“Ｉ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目睹中国高校图书资料的匮乏，她和我老师发动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为中国捐书。我记得共捐了一千多本，反正我负责打包邮寄时，六十五磅的邮包共寄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对国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记得一年在她家里过圣诞节，熙熙攘攘地大约来了四、五十人。安妮准备吃的，还煞费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中国学生扮演圣诞老人。当这位圣诞老人打着哈哈，背著一只大塑胶袋进来时，不但孩子们欣喜若狂，以为是梦想成真，就是我们这些大人也苦思冥想，猜测是谁扮演的圣诞老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件礼物，男士们或是一本记事本，或是香水；女士们或是钱包，或是化妆品；孩子们则是书或学习用品。每个人都体验到那一份家庭的温馨。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试着像她那样为离乡背井的学生们做点什么。这才发现那并不容易。不光是钱的问题，没有对学生的那份爱心，没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这些。

　　在学术上，她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记得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因一个统计方法用得不合适，被一位教授穷追猛打，搞得我疲于招架，狼狈得很。轮到她发言时，她说：“我本来也准备了几个刁钻的问题打算问你，现在看来不必了。”然后把她对论文的意见逐条说来。我至今对她的网开一面而存感激之心。她对学生学习的成就由衷地高兴。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参加毕业典礼，我老师在家设宴欢迎我们全家，她带著她最拿手的冰淇淋蛋糕来参加，一坐下便说：“我想让在座的每一位知道，为了欢迎威廉，我多年来第一次破例，没有参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锻炼。”九一年四月我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开年会遇见她，她还问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衣阿华大学的五年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国学生。她所主持的“大学测试中心”曾资助了多位中国学生完成学业。

　　她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她喜爱运动，又爱好音乐，是大学演出中心的重要赞助人。她还会演奏大提琴，只是没有听她拉过。她家里养了三只漂亮的波斯猫，每年一次或几次，她让整个街区的孩子们把他们养的猫带到她家里，给猫开生日晚会，其实晚会的主客当然是孩子们。九一年四月我见到她时，她兴高彩烈地告诉我，她的一只波斯猫六月份要生小猫了，如果我有兴趣，她会设法寄一只给我。我连忙辞谢不敏。如今我想到她时，不由得也会想起她的猫们，不知它们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说安妮活着的时候是博爱的见证，她死后她家人所做的则是宽容的典范，枪击的第二天，我老师打电话给我说：“Ｓ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ＭＡＫＥ ＩＴ！”并告诉我安妮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安妮遗产为教育学院的国际学生设立一份奖学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安妮的意愿。

　　我为他们这种“以德报怨”的高尚感动得不能自已。想到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善良的美国老人，竟死在中国学生的枪下，不由得涕然泪下。我老师安慰说：“安妮生前很为你们这些中国学生而感骄傲，她感谢这些年来你们所给予她的。”几天后，她寄给我一份安妮的兄弟们写给卢刚家人信的复印本，是十一月四日安妮去世的那一天写的。信不长，我翻译如下：

　　“给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戴她。当我们从各地赶来衣阿华时，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的美好的记忆和她为人们所作的一切。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真诚的弗兰克，麦可和保罗”

　　安妮追思礼拜时，听说许多中国同学都去了。我不知道安妮和她的弟兄们所作的会给多少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知道他们确是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我的太太在这事以后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说，没有人能在这样高尚的行为面前无动于衷。

　　记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安妮去世的消息时，我就很想写一点什么，把我所知道的小山子和安妮告诉人们。不单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为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但思绪万千，竟不能落一字于纸上。可能正为鲁迅先生所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一年后的今天，新的思绪果然沉淀了下来，我终于写成了以上的文字，并把这“当哭的长歌”献于小山子和安妮的灵前。

“我这一生意外地充满了政治插曲。我在上幼儿园时，因为称秃头的苏联共党之父列宁为‘秃驴’而遭到保姆的处罚。在我初三的时候，曾奉令指派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但当时我因正期末考试而向班主任表示有点不想去，结果我的副班长、英文科及物理科学习委员职务全被取消。而我也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自我批判，同学因怕遭到政治迫害而远离我。我恨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我防护自己的唯一方式的话，我肯定会运用它。”

卢刚

重提卢刚事件
也谈学校道德教育之三

焦大

　　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卢刚事件”已经过去10年之久了，可我至今对事件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心里还在发怵：在一片混乱中，卢刚从三楼跑到二楼，一枪打死系主任尼柯森之后，又返身跑回三楼确认刚刚打死的戈尔兹教授、史密斯教授和山林华同学是否都死了，他发现史密斯教授还没死，有三个人正准备把他抬起来送去抢救，他挥舞着手枪堵住门口，喝令那三人都出去，然后走到躺在地上的史密斯教授面前，对准教授惊恐万状、带着哀求的眼睛又补了一枪……

　　这是一幅多么冷酷残忍的图景！也许有人会说，嘿，那是个案，美国、日本不是经常发生校园枪杀案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我今天之所以要旧事重提，却是因为这起“个案”，实在给了我们过于沉重的、而且至今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的警示。

　　就在卢刚杀人之后，美国《纽约时报》等四家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了卢刚先前准备给它们的《声明信》，信中写道：“我这一生意外地充满了政治插曲。我在上幼儿园时，因为称秃头的苏联共党之父列宁为‘秃驴’而遭到保姆的处罚。在我初三的时候，曾奉令指派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但当时我因正期末考试而向班主任表示有点不想去，结果我的副班长、英文科及物理科学习委员职务全被取消。而我也被迫在全班同学面前自我批判，同学因怕遭到政治迫害而远离我。我恨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我防护自己的唯一方式的话，我肯定会运用它。……（见黄蓓佳《派克式左轮》附录2）”这一段自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卢刚行为是沿着这样一条逻辑线走过来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充满了政治插曲”，于是他便在“政治插曲”的伴随、滋养下长大，而政治营养给予他的只知道仇恨、斗争、甚至杀戮！他“恨政治”，但又不得不把政治当作“防护自己”的有力武器，甚而是“唯一方式”。因此，当他觉得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时，他所能想到的和所能运用的，也只有“政治”这一“唯一方式”，于是，杀戮便开始了！在卢刚高度智慧知识丰饶的脑海里，唯独短缺了在敌对的“政治”思维与“政治”的“防护方式”之外，还有博大的仁爱与宽容！还有生命的珍贵与对生命的敬畏！

　　我们该遣责卢刚吗？也许。可是，如果我们在遣责之前，扪心问一声：倘如卢刚不是“一生意外地充满了政治插曲”；倘如从卢刚还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起，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以及他周围的人，都能给他以真诚的关爱和温暖的抚慰，而不是过早地把他推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环境中，他还一定是今天这个冷血杀手的卢刚吗？

　　卢刚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悲剧性缩影！许多年来，我们学校的道德教育高度政治化，道德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课”，或者干脆就是思想政治课；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是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就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就是坚持和发扬革命传统……一言以蔽之：学校的道德教育要紧跟围绕“主旋律”，并密切为“主旋律”服务！于是乎，这许多年来，国家每有“风起云涌”，社会每有风吹草动，学校也便闻风而动！回过头来看看吧，国家哪一次斗争、哪一次运动、哪一次反这反那，学校能超然物外成“世外桃园”的？在如此高度政治化、充满火药味的“道德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红色接班人”，除了会“革命”、会斗争，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外，还能懂得什么呢？不是吗？都老大不小的人了，连个“对不起”都不会说，也不知道说，还要政府到处以醒目的大字，张榜公布，象逗幼儿似的提醒你说！这大概要算最具“中国特色”世界奇观了！

　　我常常听人抱怨说：“咳，现在的年青人真冷！”可是，何止是年青人冷呢？能不冷吗？前不久，我所在的城市举行反邪教展览，许多小学低年级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学校的组织带领下，前往“接受教育”，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不寒而栗！我不知道那一个个纯洁幼嫩的心灵，面对一具具恐怖的焦尸是不是受到了惊吓？或者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不能听懂展览的重大意义？或者即使听懂了，究竟是“意义”给他们留下的教育大，还是焦尸给他们留下的惊吓大？而这般大小的孩子，正是含蕾的时节，正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干净的雨露滋润的时候啊！我的眼前似乎又闪跳出卢刚死前留给活人话：“我这一生意外地充满了政治插曲……”这些天真、幼稚、纯洁的孩子中还会走出卢刚式的冷血杀手吗？

道德的荒漠期 这不是一时半能改变的

大疯狗 说:

此事最近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了,名字好象叫<<暗物质>>.主演是刘烨和mel strip,偶不知道有没有把影后的名字拼错,大汗呀

点击展开...

狗MM把影后拼成脱衣舞女了.......